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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国家直接管制广播业，日本1925年3—6月间分别成立了民间社团法人的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广播电台。然而在第二年，政府就发出指示将三家广播电台合并为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垄断广播业的“日本广播协会”。政府对所有消息和演讲，以及讲演人选都进行严格审查。
“九.一八事变”中，广播煽动战争的作用远比报纸广泛，极大地刺激了收音机销售。1934年，为强化对广播的控制，进行了一次广播协会的改组，邮政省的无线电科、内务省保警局和文教省社会教育局负责人均参加进来，现役军人主持的煽动战争和进行法西斯教育的节目越来越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播中越来越多的是首相、军界和其他官界首脑的鼓动演讲，以及经过特别甄别的御用民间知名人士的讲话，主题均为“作为大东亚指导者的日本”、“美国侵略东亚史”等等。
最后是日本政府制定了苛刻的言论法规，控制民众言论。早在政府扩充、完善言论控制机构之前，已经开始陆续制定管理言论的法规。作为报纸的基本法规，已有1909年5月6日公布的新闻纸法，其中规定，内务大臣有权禁止报刊的发售、散布并查封报社、杂志社；陆军、海军、外务各大臣有权禁止报刊登载有关本省事务的稿件。在1936年“2.26事件”后不久，为维持治安、保持军队秩序，公布、实行了不稳文书临时管理法，与此同时，内务省着手建立出版警察网。1941年3月7日制定了旨在保护政治机密的国防保安法。各种情报都被加上二重、三重的限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立即制定了言论、出版、结社等临时管理法。这些言论法规的制定基本上有两个目标，一是惩治对时局“散布流言蜚语者”和“蛊惑人心者”，二是将政治性的结社、集会的活动从呈报制改为许可制。
通过以上措施，日本政府和军部将报业、通讯社及情报机构全面统治起来，实现了所谓的“国论统一指导”的体制。日本媒体在这种严密的言论控制下，加之军国主义的威慑，逐渐地坠入法西斯的深渊。
日本政府以及媒体不负责任的言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关于战争的大讨论，除了日本以及个别几个极端的国家部分人士以外，绝大多数有良知的人都认为日本陆军中将在中国战场上的这种行为违背了军人最起码的人道主义，更有损了军人的荣誉。这样的人简直就是战争罪犯，根本不配成为英雄。
同时日本人这种无耻的言论和嘴脸彻底令陈锋暴怒了，11月19日，陈锋在大同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在上百名中外记者面前警告日本政府和军部大本营，如果在20号之前木村兵太郎还没有释放那些被抓的中国老百姓，他将会向军队下达同样的命令，今后作战中将不会区分日本军人和平民，有遭一日，日本战败，全民将会为今日的行为付出最为惨痛的代价的。
陈锋的警告虽然引起了在华日本侨民的一片恐慌，但是对与日本国内的民众来说却一点影响也没有，也不能说没有影响。当陈锋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被添油加醋在日本发行之后，所有的日本人都怒了。
尽管现在由于无休止的战争，日本国内民众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贫穷也急速表面化，甚至于很多日本人每天只能吃那些劣质的粗粮饭团充饥，即便是生活条件好的家庭，一天也只能吃一顿大米饭。
尽管如此，但是日本人的精神却极度高亢，他们坚信他们会取得战争最终的胜利的。由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同时也有日本已经法西斯化了的媒体的刻意宣传下，在日本人的脑海里，大日本帝国是极其强大的帝国，大日本皇军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思想已经深深刻在了日本国民的脑海中。
因此，他们不能容忍一个小小的支那军官的挑衅，在日本国民看来，陈锋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话不单单是一个警告，更像是一个最后通牒。所以，日本人怒了。很快，在有心人的刻意煽动下，东京、大阪、熊本、横滨、长崎、广岛等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和军部要严惩那个可恶的支那军官，决不允许大日本帝国向那个可恶的支那军官低头！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