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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际舆论开始不利于日本，日本政府也深感到广泛宣传日本大陆政策的必要性。在这种形势下，作为舆论工具，媒体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军部的重视。为了实现既定国策，政府、军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媒体的言论控制。
战争期间对舆论的控制或者是管制本是无可厚非的行为，战争时期实施新闻检查，是国际惯例，目的在于防止虚假消息动摇人心，同时也防止重要政治和军事信息外泄以资敌。这样的事情再是接各个国家都在进行，包括中国也一样。
1932年11 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公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同时期还出台了大量以审查新闻舆论为目的的法令、法规，这些法规的不断出台与完善，使得国民党政权的新闻检查达到了密如天网的地步。
1930年12月，国民党制订的《出版法》对于出版限制主要是申请登记和出版品内容的限制。从法律学的角度看，它属于注册登记制。随后，国民政府公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稿本送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查委员会有权删改稿本，删掉的地方不许留下空白。1935年7月15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颁布了《修正出版法》，规定报刊应于“首次发行前，填具登记申请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核准后，始得发行。”这两个法规，实际上将由原《出版法》规定的注册登记制改成了干涉舆论自由的审查批准制。
但是，这并不等于从根本上实施言论限制，更没有像日本那样严厉的舆论压制。日本政府和军部为了保证政府宣传一致舆论一致的目的，采取的一系列媒体法西斯化的措施，最主要的有4步。首先是大规模的思想和人员整肃，从1932年起，日本政府对各种出版物（包括报刊）实行了空前严厉的检查和取缔，仅当年就有5000起，而平常年这类事件一般为几十起。
其中真正直言反对战争的极少，主要是禁止那些可能不利于军部直接统制的新闻报道和言论。1932—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文化人多达3．4万人，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抓了1400多人。军部对已经相当支持战争的媒体仍旧不放心，要求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国策”与“国论”必须完全一致，国论与国策保持距离也不被允许。陆军省的新闻负责人本间雅春发表谈话：“国策与国论毫不相干的时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近年来，舆论虽然不断增长着可贵的力量，但还没有像日中事变这样发挥过威力。一旦我们的报道机关阐明正义观念、统一国内舆论、指出前进方向，使国民紧密团结、燃烧起火一般的爱国热情，即使以整个世界为敌也毫不畏惧，那就是为国家立了大功，无论谁在它面前都不能不脱帽致敬。”这基本反映了军部以后进一步箝制媒介的立场和出发点。
第二步是启动“国体明征运动”和精神统制，为了使舆论进一步法西斯化，日本政府1935年发起“国体明征运动”，“明征”即“明确”之意，目的是彻底消除明治维新时期传入的自由民主思想，完全回归到神权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国权论”。
在这一运动下，教育和国民教化再次被“刷新”，反对偏重智育，禁止高级享乐，电影中只有行军、射击、高呼万岁的镜头，连一些一向被看作是吹捧天皇制的书籍，也由于军方极端派认为不够彻底，以破坏国体观念、提倡多元化、主张思想自由等罪名，将当事的教授们赶出大学。
接着，1938年发动“国家总动员运动”，全面实行经济统制、国民统制和精神统制。政党被完全禁止，议员不属于政党，而被纳入“大政翼赞会”会议局领导。该会对所有的施政演说、军事战况报告、致出征将士的感谢决议和答前线电，都以热烈掌声通过。原有的各种社会团体解散，按职业、年龄、性别分别被纳入官方直接控制的全国性单一社团，如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人会、日本文学报国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等等。高压政策还蔓延到宗教，许多宗教，包括基督教受到迫害，数千人被捕。在这种精神统制下，对新闻传播施以进一步的控制，更是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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