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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地域辽阔,重峦叠嶂,是我国最主要的四大林区之一。
没到过大兴安岭的人,在想象中也许对大兴安岭只有“大”这一个概念,其实大兴安岭的神秘,远远超过它的名字。这里地势复杂,气候特殊,群山连绵,还有亚洲第一的哈拉哈火山群。
我到大兴安岭的第一年,可以说完全是在懵逼中度过的,当时我对“兵”这个字还没什么概念,只是临上火车的时候,我老爹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所谓的兵,其实就是服从命令。
带着对部队的憧憬我到了大兴安岭,却做梦也没想到这里的生活条件是如此艰苦。
我们上山的前一天,是在呼玛县的连队里度过的,连队里为我们二十个新兵举行了欢迎仪式,吃的野猪肉,喝的高粱酒,老兵们出的节目,连长和指导员大谈祖国大好河山,让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兴奋不已。
可是第二天上山分配哨所,我们就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现实与理想的差距。
大兴安岭的哨所那叫一个苦啊,住的是泥瓦房,守着大操场,吃的是冻白菜,全班三杆枪。
当时是八三年,山里的哨所还没有铺设电网,天一黑,哨所里就和老乡家一样,屋里点着煤油灯,用后来赵本山小品里的一句话来讲,整个哨站里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手电筒了。
不过说实话,上山的第一天我还是很兴奋的,直到看见我们的哨所,我这颗火热的心才凉了下来。
当天由指导员带着十几个老兵陪同,把我们这些新兵一个个送到自己的哨所。我和一个山西的新兵崔文国被分到了同一个地方,看着农村大院般的哨所,我们两个都懵了。
我们班长叫马富贵,我们进院的时候,老马正系着围裙喂猪呢。
在猪圈边上的草垛子里还躺着三个老兵,这三个人嘴里叼着烟,也不知道再聊些什么,见来人了,这三人慌张的把嘴里的烟丢了,笑嘻嘻的向着我们跑了过来。
“哟,指导员来了!”
老马放下了猪食,擦着手往我们这边走。
他到了我们身边,先是瞪了一眼那三个嬉皮笑脸的老兵,随后才看向我和崔文国,问这就是他的兵吧。
当时说实话呀,看到我们班长是这副鸟样,我是从心往处的不屑呀,指导员笑着拍拍他的肩膀,从兜里拿出两盒烟塞给他,对他说:“老马呀,这两个兵我就交给你了,好好带着,别给我出乱子。”
指导员说完话,就带着人走了,剩下我和崔文国傻呼呼的站在大门口,也不知道该说点啥。
老马装模作样的拍拍我和崔文国的胳膊,点头说了一句不错,问我们是哪里人。我说是北京的,崔文国说是山西的,老马又是点头说了一句不错,随后可能他也没什么词了,就指着哨所大门口上方的标语,问我们认字吗,我和崔文国点头,那些字我们自然认得。
大兴安岭的哨所,一般门口上都有一条长长的标语,上面写着一句话“边防哨所是祖国的前哨阵地”。
当时可能不仅是大兴安岭的哨所,全国各地的哨所都是这么写的。
但后来我和云南兵聊天,他们说他们那里的哨所有的就不这么写,尤其是麻栗坡地区,他们当时和越南鬼子打仗,很多哨所的标语上都写着“别人的领土我们一寸不要,我们的领土一寸不给!”
就是带着这种心情,我算是懵懵懂懂的进了军营,也正是在这种懵懵懂懂的心情下,我迷迷糊糊的度过了我的第一年军旅生涯。
我们的这个哨所,是以班为单位的,全班一共六个人,除了我和崔文国、老马之外,还有三个兵痞子。
大兵痞叫余合,是我们的副班长,老家吉林人,听说在内蒙当过兵,打过土匪打过狼。
二兵痞叫宋宝亮,外号大个子,身高一米九多,比罗爱国还壮,老家黑龙江的。
三兵痞叫郝三勤,老家四川的,小个不高,就数他蔫坏,整天装自己是文化人,我们大家都叫他嘎兵。
新兵入伍,那必然会被老兵“调/戏”,我和崔文国当时就被这三个兵痞子玩的挺惨,他们天天练我们,美其名曰科目训练,实际就是欺负新人,让我们端茶倒水替他们干活,还像个小丫鬟似的伺候他们。
这事后来给我和崔文国整急眼了,我们哥俩就和这三个兵痞子干起来了,崔文国打架不敢下重手,我可不管那些个,抓住最坏的嘎兵就是一顿猛揍。
后来老马看不下去了,就开班会批评我们,再后来我们握手言和,不知不觉一年后,大家都一个鸟样,全都成了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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