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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大诗人杨万里(1127--1206),曾有诗曰“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与罗浮”,道出了杭州西湖、颍州西湖、惠州西湖三足鼎立,名闻天下,它们都曾是苏轼被贬到过的地方,真是“东坡到处有西湖”。

    这杭州西湖就是浙江杭州的钱塘湖,这是苏轼在北宋元祐五年(1090)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构筑“苏堤”,在城西保留了这个大水洼,后,遂称此处为“西湖”。

    这颍州西湖就是安徽阜阳城西9公里处一东西几百米宽、南北约3.7公里的南尖北宽呈胡萝卜状的大水塘,原是三十里河的一宽阔处,此湖周长约11.5公里,湖面约5.74平方公里,水深1-2米。这是苏轼在元祐六年(1091)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时,以其一贯的性情,在颍州留下的景观工程、风月工程——颍州西湖、颍州苏堤。

    这惠州西湖就是广东惠州的罗浮河边的一段积洼,叫“丰湖”。湖东西最宽达10公里,南北最长达8公里,面积最大时有10平方公里。这湖始建于北宋。州守陈偁最早经营西湖,他“引湖灌田,兼鱼、藕、蒲、苇之利”,使西湖“施于民者丰”,被称作丰湖。同时还在湖上筑堤造桥,修建亭榭,使丰湖当时被誉为“广东之胜”,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六月,苏轼以宁远军节度副使被贬谪到惠阳(即今广东惠州市),他把丰湖称为西湖,一来湖位于城西,二来也因惠州的这个湖使他想起了的自己熟悉的杭州西湖、颍州西湖。以后,惠州西湖就叫开了,惠州西湖也有了“苏堤”了。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苏轼刻意经营,又为后人一再称颂的这些“西湖”的客观功能、社会作用、在苏轼生活中的历史地位。

    王木木认为,三“西湖”都有不错的景观功能,“西湖西子比相当,浓抹杭州惠淡妆;惠是苎萝屯里质,杭教歌舞媚君王”。杭州西湖浓艳而具有暖意,象雍容华贵的少妇,人称“吴宫之西子”;惠州西湖淡雅而清新,象天生丽质的少女,自然清纯,有“苎萝村之西子”的美誉。而对于“颍州西湖,苏轼自己说:“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在他眼里,6.39平方千米的杭州西湖和5.74平方千米的颍州西湖、周长15千米的杭州西湖和周长11.5公里的颍州西湖、都有着“苏堤”的两城西之湖是“未觉”“谁雌雄”的,当然,这是指其景色,指其能供人游赏、消遣的功能。

    所以,那三个“西湖”,对于一个政府、一任领导,都是一项抓眼球的形象工程,都是一个显性的政绩项目。人来客往,领导下来吃个茶、听个曲;朋友过来睡个觉、同乐乐,都是不错的平台。但是,对于国计民生,那个年代,没有旅游业,没有为旅游业主动配套的第三产业,所以,其时,其景观功能对鸡的屁的贡献,可忽略不计。

    一般,我们对于江湖河海的工程,都是从水利的角度去评判其的成败的,比如都江堰,比如郑国渠,景观是副产品,不是主导目标。对于杭州西湖、颍州西湖、惠州西湖三湖而言,三西湖都不具有农田水利的功能。

    杭州西湖是声称为了保城而疏浚的,是为城市居民服务的,本来就与农业无关;颍州西湖与颍河的大支流泉河相连,泉河是淮河的一级支流沙颍河支流,水量充沛,水流稳定,原是天然湖,在水利上,原有的蓄水防洪功能基本上是自然形成的,非后人人力所为;而惠州西湖它更是与东江紧接,从大局看,它在东江之滨,在珠江三角洲东北端,它南临南海大亚湾,所以,这里的水利之务,与惠州西湖也没什么大关系。

    在交通上,同样能由对杭州西湖是湖而非河的本质出发看,颍州西湖与惠州西湖它们的苏堤及各桥,也主要是景观功能,没有本质上的大交通物流功能。何况,与杭州西湖比,颍州西湖那么细长,惠州西湖那么不规则,这交通问题本就不是苏轼的工作目的,他刻意是要有水、有船、有船娘、有花船满目。

    其实,王木木知道,除了杨万里所说的杭州西湖、颍州西湖、惠州西湖三西湖外,中国的三十六个西湖中与苏轼直接相关的西湖还有雷州西湖。

    这雷州西湖就是广东湛江雷州的罗湖,始建于北宋,后因宋绍圣七年(1101年)苏轼从惠州贬移檐州,千里跋涉途经雷州,与其贬雷的胞弟苏辙邂逅,两人悲喜交加。兄弟择日游罗湖泛舟,醉游山水,恋不思归,游罢到湖滨天宁掸寺休憩,游趣尚浓,“万山第一”四字就此书就。后,罗湖便因苏轼的“西湖”情结,也更名为“西湖”了。

    看看这些“西湖”,劳民伤财后,功成名就后,苏轼都在那里干了些什么?

    在杭州西湖,苏轼很是qíng色满西湖的。西湖既成,苏堤既成,景观既成,官妓现成,旧好新生,自评“政虽无术,心则在民”,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于“政”“无术”,所以,粉他的人悠着点吧。

    至于苏轼的“心”“在民”之“民”,并非是“忧国忧民”之“民”,所以,粉他的人别用这个当作盾牌来顶他。编织这面盾牌的“民”不是“工农兵”,也不是“农工商”,而是“仕僧妓”。

    苏轼在杭州的在心之民,主要有三类人:一类是不守本分追逐虚名无意念经的花心和尚;一类是红唇细眉腰肢苗条脸蛋姣好的漂亮小妞;还有一类就是那些无聊透顶攀附风雅满嘴仁义道德的文人名士了。

    他跟和尚玩,显得有品位,不在乎尘世俗名;他和小妞泡,显得风流倜傥,能激发创作热情,顺便消消内火;他文人名士们吹牛,则可以唾沫飞扬的大发牢骚,随意抨击时政,洒脱的嘲笑在京城搞变法的那些忙官,也可以表明自己虽然酒照喝妞照泡,仍挡不住心怀天下之壮志,为后世同道、同好追捧。

    比如,苏轼与参廖和尚玩,关于九十二级台阶的打赌;关于脱衣盘坐装神弄鬼;关于苏轼“世人不得见”的裸tǐ上“有黑子若北斗状”;关于《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关于到庙里去抱着猪蹄大啃特啃;关于与佛印“日以诗酒为乐”;关于自己的“闻香识女人”;关于新官上任时“营妓皆出境而迎”;关于与营妓做朋友短信不断;关于官妓相陪行乐;关于家蓄“歌舞伎数人”;关于家蓄歌舞伎n陪以“数个搽粉虞候出来答应”;关于《贺新郎》以“剧饮而罢”;关于《江神子?凤凰山下雨初晴》类艳遇;关于“九尾灵狐,从良任便”与“色艺为一州之最”周生的“慕周南之化,其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关于“部使者知公颇有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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