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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慌乱了。
经过权衡利弊,她终于作出了决定:搬出乾清宫,不再要求当皇太后。至此,曾经叱咤风云的郑贵妃,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位大妈费尽心机,折腾了三十多年,却啥也没折腾出来。此后,她再也没能翻过身来。这个看似无比强大的对手,就这样,被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但在杨涟看来,这还不够,于是三天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另一个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十九日,杨涟上疏,痛斥皇帝。杨先生实在太纯粹,在他心中,江山社稷是第一位的,所以在他看来,郑大妈固然可恶,崔大夫固然可恨,但最该谴责的,是皇帝。明知美女不应该收,你还要收;明知春药不能多吃,你还要吃;明知有太医看病,你还要找太监,不是脑袋有病吧。基于愤怒,他呈上了那封改变他命运的奏疏。
在这封奏疏里,他先谴责了蹩脚庸医崔文升,说他啥也不懂就敢乱来,然后笔锋一转,对皇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勤劳工作,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必须说明的是,杨先生不是在拍马屁,他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因为在文中,他先暗示皇帝大人忙的不是什么正经工作,然后痛骂崔文升,说他如何没有水平,不懂医术,最后再转回来:就这么个人,但您还是吃他的药。这意思是说,崔大夫已经够没水平了,您比他还要差。所以这封奏疏刚送上去,内阁就放出话来,杨先生是没有好下场的。三天后,这个预言得到了印证。
明光宗突然派人下令,召见几位大臣,这些人包括方从哲、周嘉谟、孙如游,当然,还有杨涟。此外,他还命令,锦衣卫同时进宫,听候指示。
命令一下来,大家就认定,杨涟要完蛋了。因为在这拨人里,方从哲是首辅,周嘉谟是吏部尚书,孙如游是礼部尚书,全都是部级干部,只有杨涟先生,是七品给事中。而且会见大臣的时候,召集锦衣卫,只有一种可能——收拾他。由于之前的举动,杨涟知名度大增,大家钦佩他的人品,就去找方从哲,让他帮忙求个情。
方从哲倒也是个老好人,找到杨涟,告诉他,等会儿进宫的时候,你态度积极点儿,给皇上磕个头,认个错,这事就算过去了。
但是杨涟的回答,差点儿没让他一口气背过去:“死就死(死即死耳),我犯了什么错?!”旁边的周嘉谟连忙打圆场:“方先生(方从哲)是好意。”可到杨先生这里,好意也不好使:
“知道是好意,怕我被人打死。要得了伤寒,几天不出汗,也就死了,死有什么可怕!但要我认错,绝无可能!”就这样,杨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宫,虽然他知道,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锦衣卫的大棍。
可是他错了。
那位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的皇帝陛下非但没有发火,反而和颜悦色说了这样一句话:
“国家的事情,全靠你们尽心为我分忧了。”虽然称呼是复数,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只看着杨涟。这之后,他讲了许多事情,从儿子到老婆,再到郑贵妃。最后,他下达了两条命令:
一、赶走崔文升。二、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谕令。
这意味着,皇帝陛下听从了杨涟的建议,毫无条件、毫无抱怨。当然,对于他而言,这只是个顺理成章的安排。
但他绝不会想到,他这个无意间的举动,将对历史产生极重要的影响。因为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他对面的那个人心中的想法。从这一刻起,杨涟已下定了决心——以死相报。一直以来,他都只是个小人物,虽然他很活跃、很有抱负,声望也很高,他终究只是小人物。然而眼前的这个人,这个统治天下的皇帝,却毫无保留地尊重,并认可了自己的情感、抱负,以及纯粹。所以他决定,以死相报,至死不休。这种行为,不是愚忠,不是效命,甚至也不是报答。它起源于一个无可争议、无可辩驳的真理:士为知己者死。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明光宗活在世上的时间,还有十天。
这是晚明历史上最神秘莫测的十天。一场更为狠毒的阴谋,即将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