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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袄黑裤;有的上身穿一件有垫肩的国军军官呢子制服,下身却是一条手工缝制的大裆折腰棉裤;有的上衣是已经开花露絮的破袄,下身却穿着乡村土财主才穿的暗花条纹绸裤。帽子和鞋更不讲究了,有的戴瓜皮红顶小帽,有的戴黑呢礼帽,有的戴狗皮毛帽,有的戴国军士兵制帽,有的裹一块白布或蓝布帕子。脚上蹬着的有布鞋皮鞋棉窝窝麻鞋和草鞋。服装已经不能看出主人的身份,吃饭也是一样的。无论士兵,无论大队长支队长乃至最高统帅廖军长,都在一个锅里舀取同样的饭食。没有椅凳,更没有饭桌,大家一律蹲在地上,围成一圈边吃边聊,为数不多的几位女队员,也习惯了和男队员一样蹲在一堆吃饭。白灵第一次端着打上了洋芋丝小米干饭的碗蹲下去时,忍不住又笑得差点跌倒。
白灵被安排做文化教员。一孔窑洞里摆着石头树根和顺地放着的木头,战士和军官轮流上课,轮流进出窑洞,轮流坐石头和木头。她的黑板是一扇用锅底黑墨染制过的门板,粉笔是用黄土泥巴搓成指头粗细的泥条;后来有热心的战士在山坡上发现了一种质地酥软的灰白色料礓石,写出字来跟标准的粉笔锭儿相差无几,从而代替泥条。战士们则一人一根树枝在地上练写。白灵在黑板上写一划,战士用树枝在地上划一划,给战士教会了“共产党红军为人民打日本救中国”这些字,而每个人的名字就得分别施教了。白灵面对那些稚气未脱的小战士,感到一种庄严和神圣,这些穿着五花八门连自个名字也不会写的大孩子,注定是中国腐朽政权的掘墓人,是理想中的新中国的奠基者,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在这孔土窑里跟她学会了读写自己的名字。她得到上至廖军长下至小队长的表彰,也得到游击队员们的拥戴,一方面是她出色的工作,另方面则由于她活泼开朗的性格。她给游击队员教字学文化,也帮他们缝补撕裂磨损的衣裤鞋袜,报酬往往是要求他们给她唱一支家乡民歌。这些大都来自黄土高原沟沟岔岔里的娃子,操着浓重的鼻音唱出一曲又一曲悠扬哀婉的山歌,令人心驰神荡。他们生硬怪异的发音,使她听不懂歌词的意思,常常一句一句、一字一字订正后才翻译成长安官用语言。她每得到一首便抄摘到小本上,居然收集汇拢了厚厚一本。她把那些酸溜溜的倾泄爱的焦渴的词儿改掉,调换成以革命为内容的唱词,只需套进原有的曲调里,便在干部和队员中间很快流行起来,有一首居然成为这支红军游击队的军歌。
白灵半年后调到军部做秘书。军部也是一孔窑洞,有五六个男女工作人员。她对他们包括廖军长都不陌生,不过现在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她第一次见廖军长是听他给队员们讲军事课。廖军长的面貌似乎就是一个军长应该有的面相:四方脸,短而直的鼻梁,方形的下巴,突出却不显“奔”儿的额头,那双镶嵌在眉骨下的眼睛,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石崖下的深涧。白灵一下子意识到游击队员中有许多张和廖军长极其相似的脸型,这是黄土高原北部俊男子的标准脸框,肯定是匈奴蒙古人的后裔,或是与汉人杂居通婚的后代,集豪勇精悍智慧谦诚于一身,便有完全迥异于关中平原人的特点而具魅力。他是整个游击队里文化最高的人,也是军事知识最丰富的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随后被迫退到关中拉起一杆共产党军队举行暴动。暴动失败,又退回北部高原再次组军,直到把那支红三十六军又葬送到滋水县的秦岭山中。现在的红军仍沿用三十六军的番号,他已变得聪明,变得老练,再不贸然出击了。廖军长刚登上讲台(土台子),突然指着白灵佯装愣呆呆地问:“这个同志哥儿啥时候溜进来的,我咋认不得?”白灵豁朗地站起来:“报告廖军长,战士白灵向你报到,我从西安逃来的,半个月了。”廖军长愈加显出愣呆莫名的神色问:“你是关中人?关中也有你这么漂亮的同志哥儿?”窑洞里骤然爆发出轰然大笑,白灵也不由地脸红了。廖军长恍然大悟地自语道:“我还以为漂亮的同志哥儿、同志妹儿,都出在咱们陕北哩……”然后仰起头纵声朗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