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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码，让台中不得不与之正面对话。
虽然此举会将其人置于不义境地，但王氏不义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最重要的是所得收获值不值得付出这种代价。
台中届时无非两个选择，要么悍然出兵平乱，要么选择与王氏谈判。一旦都内宿卫调动过甚，这就给了庾翼以入都的机会，庾翼如果能够率众入都，中枢局面顷刻就会发生动荡。
最起码台辅之中，诸葛恢是绝对不会容许台内继续用兵琅琊，否则下一个被踢出局内的必然是他。
所以王允之看似不理智的行为，其实是变相的将时局中的青徐侨门再次拧合起来，胁迫诸葛恢等人不得不对他施加包庇。
而王允之只要能够得于喘息，就有机会将此前作乱所丢掉的声望再赢取回来，比如动议挟君迁都，将皇帝把持迁移到京府。这会让他一举成为青徐侨门中的强势代表，甚至有可能由此获得超过诸葛恢的人望。
当然，这也只能流于口号，因为豫州人是绝不可能答应的。甚至就连庾翼都有可能会怀有类似想法，他大可以将君王裹挟到豫章，届时无论荆州的庾怿与他分歧再怎么大，荆州都不得不被动成为他的保护伞。
双方各执一端，这就极有可能爆发大火拼。但这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因为要知道在南在北，可是还有沈家这样一个强势的存在冷眼旁观着。所以他们各方无论再怎么闹，一定会在最短时间内达成一个妥协，承认目下现状，然后共同威胁沈氏，逼迫沈家做出让步。
这件事发展到一定阶段，皇帝会成为他们共同的筹码，以此来达成一个限制沈家势力的共识，从而瓜分沈氏让渡出的利益。而除了苑内的皇帝之外，都南这些吴人群体并他们各自家业，甚至包括沈充在内，都有可能会成为他们计划中的筹码。
一人挟君为犯上，所有人一起做呢？那大概应该就是大势所趋了吧？
王允之的险恶就险恶在，通过一个微小的起点，将时人一个个的勾引裹挟进来，构成一个所有人抱团挟君为恶的局面。通过事态的逐渐发展，他此前的那一点恶迹又算得了什么。
一旦达成那种局面，沈氏就算是乡资雄厚，强兵在握，那又如何？只要还没有强大到罔顾君王的程度，以自身而取代晋祚大义，就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
虽然沈充内心里对于皇统大义也是不甚在意，但也不得不承认，最起码目下为止，尤其在要保全住江北局面的前提下，便不能完全罔顾大义于不顾。虽然沈氏本身也构架起一个相当完整的利益团体，但当中枢所有人媾合于内，众口一辞的情况下，也的确是拥有了一种指鹿为马的能量。
当然，这一系列的思路，仅仅只是沈充和钱凤等人基于自身阅历与谋略所做出的推演，认为这该是一个比较符合对方利益的路线。至于对方究竟是否所谋更深，又或者没有想到这么长远，沈充他们也是不能确定。
其实沈充心里又何尝不知暂退于外是一个比较理智的选择，眼下的他，人望不足定势，气力不足平乱，留在都南，能够发挥出的作用其实很小。
但是眼下的他又实在不能轻离，这倒与台中意愿如何无甚关系，而是乡情所望啊。虽然年前年后也有相当一部分吴人撤出建康，回归乡土。但吴人在都南经营七八年之久，大量物货产业聚集于此，也不是仓促间能够尽数撤离的。
此前王允之于畿外掳掠吴人乡众，看似打草惊蛇，实则是将沈充把定于此。沈氏乃是吴人乡望首领，大量吴人北上也是响应沈氏号召，结果见势不妙沈充拍拍屁股走人了，无论未来局势如何，沈氏在道义上必然大亏。
而且，沈充心里其实也有诸多不忿，此前因为情报失察吃了一个不小的亏，便一直存念要予以报复。
更何况按照他和钱凤等人的商量，裹挟琅琊乡众为恶是王允之所有阴谋的一个起点，以此才能形成后续一系列势能。
所以他是存念要直捣腹心，趁着王允之在琅琊郡中发动之际，其人还没有获得新的势能机会，一举攻入琅琊郡中大杀一通，彻底将琅琊王氏整个家门钉死在耻辱柱上，顺便也是为此前枉死的乡众报仇雪恨。
毕竟别人被欺负了都是回家找父亲诉苦，沈充吃完一个哑巴亏，结果还要为了避祸自退于外，等着儿子抽出身来返回江东收拾这**徒。这种作法，他的自尊心实在是受不了。
所以，尽管理智上沈充也明白不必争于一时长短，大势在于他家，可无论在道义上还是私情上，他又接受不了自己临阵脱逃的事实。
但是，沈充想要进攻琅琊侨郡，也的确是一个极为激进冒险的想法。最起码眼下而言，他的部曲兵力被摊薄严重，而那些吴人乡众们又各顾自家，短时间内很难动员起来。
如果不能最快的攻下琅琊郡，沈充所面对的敌人将不只是王允之所率领的琅琊乡众，还有历阳而来的庾翼，甚至包括随时都有可能转向的台城宿卫。
这种四面楚歌的局面，归根到底还是沈氏太强了，强到时局中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威胁。一旦达成某些条件，很容易就会落入被人群起而攻之的局面。
“若仅仅只是稍作假退，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明公若是得以从容离都，非止无损于乡声道义，甚至还能化为入喉鲠刺，使其坐卧不安！”
沉吟良久之后，钱凤才开口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