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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于是本地鸦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云南和印度的烟土,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

    ——类似的情况,在西部的鸦片产地也发生过。抗战期间,西康省为铲鸦片死了7个县长,上千保安队。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蒋委员长为了集中力量勘乱,宣布不再禁烟、铲烟,不收烟税。于是鸦片成为普通商品,价格暴跌,贩毒无利可图,毒贩子从此大减。农民们收获的鸦片卖不出去,也只好减少了罂粟种植量,不过由于鸦片太便宜,当地很快就弄得是家家有瘾客,户户绕烟云了。

    于是,三十年代的江浙农民们,便无限悲哀地发现,自己是歉收要饿死,丰收也要赔本,种什么都挣不到钱,而肥料和农具又都是借债买的,结果身上的债务永远还不清,怎么样都没了活路。

    叶圣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之中,就讲述了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因为洋米倾销冲击市场,不得不忍痛亏本粜米,在丰年反而比灾年更加负债累累的惨剧。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整个农村急速破产的可怕现实——荒年绝望,丰年更绝望!

    为了在这种绝境之中求生,农民们要不就涌入城市闯世界,要不就只好走上反抗闹革命的道路了。

    很显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普遍破产之后,地主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首先,地租如果收稻米的话,因为米价低廉,等于是缩水了许多,而若是收银钱的话,农民又缴纳不出来;其次,之前借贷给农民买农具、肥料和口粮的款子也收不回来,变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呆账和坏账;最后,乡下抗租运动极度频繁,没了活路的农民纷纷成了滚刀肉,索性自己种稻米自己吃,不交税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万一地主上门催讨,则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要么举着刀子声称要同归于尽。

    而很多地主则发现雇佣打手的人工费太高,打官司需要打点的费用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花了这么多费用之后,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钱的稻米,甚至经常会打死了人也还是什么都收不到,用武力强行收租总是亏本。哪怕是把农民当成猪仔卖了,也还是得不偿失——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许拖欠租子。

    一旦收租收到蚀本倒贴的程度,这地主也就当得太没滋味了。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江南更是成了主战场,政府军、日军、伪军、新四军反复打拉锯,原本的一点繁荣景象随之消失。在解放战争时期,又被国民党“劫收大员”们搜刮得一穷二白,最后一点余财也没了。

    所以,如果有谁想要穿越到民国时代的江南地区当地主,最好穿越得早一些,也就是民国时代的前面十几年,江南农村普遍破产之前,还要及时改换投资渠道,否则光靠收地租是绝对过不起阔绰生活的。

    实际上,在民国时代,江浙地区的地主很多已经常居于上海、南京、杭州之类的繁华大城市,而把乡下的土地交给“二地主”(代理人)负责收租。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税负担,外加“二地主”及其帮闲的佣金之后,哪怕是风调雨顺,“二地主”也比较有良心,每亩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个银元的收益而已。

    假如完全依靠这么微薄的土地收入,显然很难维持都市生活的高昂开销。

    以之前提起过的诸位国学大师为例,胡适教授在1919年月入240个银元,30年代涨到500银元,年收入就是6000银元,外加稿费和其余收入,只怕是每年一万大洋都不止。而那年头似乎还没有个人所得税的概念,这些银钱都能实打实地落进胡适教授的口袋。若是把这个收入水平放到农村,都已经是坐拥上万亩良田,几十条枪的微型军阀等级了!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诸位“砖家叫兽”们,实在是货真价实的“无冕贵族”啊!

    事实上,就连毛管理员的每月8块大洋低薪,在某些贫瘠地方的乡下,也要有100亩地才能挣到。

    因此,这些定居在城市的地主,往往并不依靠家乡田产来维持生活,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

    ——从很早以前开始,比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绅,就已经把投资渠道放到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经营金融、商贸、实业和房地产等等,以求更高的收益。而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也是民国时期的总趋势。当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则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

    所以,在讲完了民国农村的情况之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民国时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冒险家的乐园,“东方魔都”大上海,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上海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摩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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