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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是按朝廷的意旨调吴世恭部、左良玉部北上解开封之围,而是前往汝宁坐镇于吴世恭军中相机行事。
侯询还指出:当时河南已是赤地千里,粮食窘绝,农民军近百万之众集中在这里,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粮食危机。到那时他再督率吴世恭部、左良玉部由豫南、湖广北上,会同陕西总督孙传庭夹攻农民军于河南。
不提此作战计划是否能顺利地实现,但起码证明了侯询的头脑很清醒,而且还很有战略眼光。所以说,一个人的私生活和私德与他的能力是毫无关系的。
不过侯恂的建议一提出,立即被崇祯皇帝所否决。他不顾实际情况,坚持首先必须力解开封之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侯询也只能无奈地南下了。
此外,崇祯皇帝还在竭力地“治理维新”。他接连召见群臣,对各方面的政务进行商讨,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对付内乱与外患需要大批精兵,就要整顿部队,操练士卒。在这个问题上,他首先想到了京营的禁军,在召集有关官员会议时提出:从京营中选拔出五万精兵,重新编营操练。
主管京营的兵部侍郎吴甡说:京营本来就应该是精兵强将,由于承平日久才出现老弱病残充斥,不堪一击的现状,与其重新立营,不如就在京营中裁汰老弱,选练精壮。他还提出了任用得力将领、对士卒进行考核选拔等具体办法。崇祯皇帝听了很高兴,同意让吴甡照此办理。
但这次训练京营的计划后来还是成了一纸空文,而且因为一件意外的天灾发生,京营的实力甚至不升反降。这也将在后文详细叙述。
而对于让崇祯皇帝头疼了十几年的财政问题,由于天下民力已竭,开源已大体无望,他只能再从截流方面想办法。他针对各地簿籍上有兵额而调用时却没有兵的情况,要求户、兵两部对各处兵丁人数进行彻底清核,以后一律按实有人数支取粮饷,以节约开支。
崇祯皇帝还要求各地将向来拖欠中央的应缴钱粮迅速结算交清,要户部拿出具体办法。但在朝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崇祯皇帝的这两个措施同样没有被执行,财政状况依然在急剧恶化。
此外,崇祯皇帝的“新政”还包括一些不太重要却也能显示少许新气象的方面。比如:他要求刑部及各地方官对于全国的在押囚犯进行一次大清理;此外,还作了一些礼制方面的改革等,均属无关痛痒。
可面对着中原残破的危局,朝中大臣们却手足失措,毫无对策。复任首辅之职的周延儒把大批的东林志士引入朝中,崇祯皇帝本来对这些号称忠贞,把过去的执政者批得体无完肤的“忠臣义士们”抱着很大的希望。
但重新得势的东林党人在应付国家大难的时候,却同他们的对立面没有什么两样。同样是不思进取,同样是消极推诿,同样是不知所措。开封形势吃紧,许多河南藉的官员敦促内阁快想办法调兵解围。周延儒却说: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放弃开封了。
大臣们对这种回答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开封又不是边疆城镇,放弃了也只是缩小一点疆土,放弃开封也就意味着放弃河南,放弃中原,允许一个反叛的国中之国存在。再发展下去,又会意味着什么呢?
这年六月,大学士贺逢圣乞请退休养病,得到批准。在临行前崇祯皇帝最后一次召见了他,并且破格赐宴。在召见的时候,贺逢圣似乎是预感到这就是最后的绝别,突然间放声大哭不止,也不说话,只是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达数十次,哭声震撼殿宇。
崇祯皇帝和其他大臣们都被他哭得莫名其妙,同时不知为什么也被感染得悲从中来,不由得也跟着抹起眼泪,最后终于发展成一曲君臣集体恸哭的大合唱,场面蔚为壮观。哭够了才想起,竟然不知道为的是什么?
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悬在他们头顶上的亡国阴影。因此,崇祯皇帝再次加了吴世恭的将军号为“荡寇”,以此来加紧笼络吴世恭。
接着,他又把余子琏升为南京兵部尚书,允其在民间募饷募兵。而余子琏这个万年替补也是真够胸闷的。
此外,中原的李、罗联军已经把开封城团团围住,而辽东的满清依然在虎视眈眈。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明王朝开始了最后的挣扎。
(第七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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