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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同东林党人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加上在道德文章方面的讲求也多与东林一致，因而在政治立场上，复社一直是东林的坚决支持者。复社成员中也有不少人根本就是著名东林党人的子弟。
复社在江南把持选政，几乎掌握了士子们穷达进退的命运，自然使社内人受益匪浅，却也招来社外士人的忌恨；他们激烈拥护东林党人的政治立场也使得官僚中与东林作对的人对他们侧目而视。因此，自崇祯初年起，攻讦复社的事件就屡有发生，到崇祯九、十年间，这种攻讦形成了一次**。
感受到了威胁，也使得复社的骨干们更加感到参预政治，发展政治实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以后，他们结党干政，大造舆论的活动却更加积极起来。并且在崇祯十四年之前，他们还干出了两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一件是在崇祯十一年的七月，复社中的一伙年轻人在南京发表了一份讨伐阉党分子阮大铖的《留都防乱公揭》。
很好笑的是，阮大铖对复社的这些人向来是很巴结。比如：他主动为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与江南名妓李香君搓合牵线，还请复社诸公子到家里饮酒看戏。但复社公子们喝了酒，看了戏，却当面把阮大铖挖苦痛骂一番。而且，为此还提高了警惕，以为阮大铖这样的举动明明是为了翻案在做准备。
而阮大铖则狼狈不堪，一面也写了一张揭贴《酬诬琐言》作为回答，一面到处托人向复社诸公子解释求情，自然遭到的全是痛诋。在这样的侮辱下，所以就让阮大铖有了结交吴世恭这个武人之心。
复社进行的另一项重大活动虽然不如攻击阮大铖那样有声有色，淋漓痛快，对朝廷政治的影响却更直接、更深远。在崇祯十三年，复社人士同朝中的东林党人密切合作，搬倒了内阁首辅薛国观。
从朝中的派别体系上看，薛国观属于公开与东林党人对着干的那一类人。也正因为他敢于公开同东林对着干，才受到温体仁的推荐，得到崇祯帝的赏识。东林党人对于有这样一个对立面的首辅当国当然很不能满意，受到连带，复社中人也感到非常压抑。
而在此时，正值薛国观为了武清侯李国瑞捐助国库和皇五子夭折的事失去了崇祯皇帝的欢心，地位岌岌可危，张溥的得意弟子吴昌时等人就在朝中策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倒薛运动。
以复社成员为主进行的这次活动同以往东林党人在朝中的行事不同，东林以正直自诩，就是在攻击政敌的时候大体也是直来直去地公然上疏甚至在御前当面指斥，而吴昌时却宁愿走阴柔的路数。吴昌时竭力同宫中太监和东厂首领结交，说了许多好话，送了许多厚礼，然后嘱托宫内太监和东厂人员在皇帝面前不断透露不利于薛国观的消息。
东厂本来就对薛国观很不感兴趣，但是有一次，在崇祯皇帝召对时问起朝臣贪污的情况，薛国观曾对崇祯皇帝说：“如果东厂、锦衣卫的主管得力，朝臣们怎么敢如此妄为？”
这时候站在一旁的总督东厂太监王德化当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湿透了。不过崇祯皇帝并没有为此追究东厂的主管，而东厂却从此记下了薛国观的仇，总想寻机进行报复。
有了复社送钱、出主意，有了东厂的抄刀，薛国观的下场你懂的。于是崇祯皇帝就看到了薛国观结党和受贿的“罪证”。而崇祯皇帝从来不能原谅朝臣的贪贿与结党，对于首辅的这些所作所为更是气恼异常，再加上爱子夭逝那笔旧账，他终于不能再容忍薛国观呆在自己身边充任首辅了。
一番暗箱操作，终于让崇祯皇帝下令：让薛国观退休离职回家了。但复社中人、东厂太监和崇祯皇帝本人都没有就此善罢甘休，还要抓住这只落水狗痛打不放。
八月初八日这天晚上，被抓捕到京城的薛国观已经睡下了，传旨的锦衣卫官员和武士突然来临。他见到诏使都是穿的红袍，大惊失色，仓惶中找不到自己的便帽，只好把仆人的帽子戴在头上接旨。
当薛国观听到圣旨宣布赐他自尽，他伏在地上已经起不来了，只是昏昏沉沉地念叨着：“是吴昌时杀我，是吴昌时杀我！”后来他神气稍定，听到诏旨中还有抄家籍没一条，又对传诏的人说：“太幸运了，不籍没我，哪会知道我的清贫呢？”然后才无可奈何地在屋梁上吊死了。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