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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众多政治问题，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同时在华北设置特殊地区不适宜，中国无力支付对日赔款。”
其实国民政府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但是最后又日本试图以“蒋介石下野”作为中国中央政府“屈服的条件”之一。经过双方的多次会晤，最终日本要求“蒋介石下野”是这次交涉的焦点问题，也是难于达成妥协的症结。
为了促成这次和谈国民政府甚至提出一个退让方案：“由孔祥熙本人以行政院院长负全责而辞职，至少在履行条约完毕之前，蒋先生依然居于其原有的地位。”
可是，日本方面断然拒绝。为了达成妥协，孔祥熙答应乘日本军舰亲自赴长崎与宇垣外相直接会晤。最后，日本陆军强硬派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并以成立“兴亚院”为手段迫使宇垣外相辞职，最终这次谈判无疾而终。
第二次谈判是1939年老蒋直接指挥的复兴社杜石山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的香港谈判。 1939年1月，老蒋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
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柳云龙提出如下条件：
平等互让；
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领土（完整）主权（独立）；
（日本）撤兵；
签订防共协定；
中国赞成经济合作；
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
对满洲另行协定。
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日本方面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八路军等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蒋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
诡谲的小川试探蒋的诚意，指出：“方案内容极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蒋委员长心腹要人不能详细议谈。”蒋介石听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现逡巡不前。杜石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蒋之“嫡系人物”所秘密进行。柳云龙是蒋委员长姨母之子，直接与蒋以密电联络。且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蒋介石：“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请蒋派要员来港，或允小川偕萱野赴渝聆教。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延安方面和桂系得悉。延安方面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
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有了前两次的和谈，老蒋对于日本人这次提出的和谈请求表现的并不是很积极，一方面是以为日本人的胃口很大，以现在老蒋在国民政府的地位根本就不能满足其巨大的野心。一旦他与日军媾和，那么他本人将要面临来自国内外巨大的压力，甚至于会因此而倒台。
其次，现在日军的各个战场上的表现已经远远比不上刚开战时那样强悍了，在一些局部战役中国民党部队已经有能力与日军一较高下了，这也让老蒋可以挺直了腰板说话。
最重要的是，与日本媾和这根本就违背了蒋百里等人为他战前制定的抗日战略，用蒋百里的话说，放虎归山的最终结局就是养虎为患。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