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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所主张的开明专制与美国的民主共和体制并无太大差异。最突出的差别在于，在美国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把持参众两院，而我希望的是由一个各个阶层精英人士构成的政党把持两院，不仅要把斗争局限在议会内部，而且还要局限在政党内部，从而避免政权频繁更迭带来的国家动荡。此外，国家元首也是由政党内部推选，而不是拉票竞选，从而避免智商不足一百的演说家当选。……”
当下，孙元起把后世的国家架构向唐绍仪大致描述了一遍。
等他说完，唐绍仪沉吟道：“如此虽然可以重树中央权威，有利政策施行，但架空议会独操权柄，只怕是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吧？纵使以后国家富强，对于普通民众又有何益处？”
孙元起敷衍道：“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国家富强了，民众自然也会从中受益。至于民主这个问题，等国家富强以后再讨论不迟，或许等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之巅时，执政党会分裂成两个政党呢？那岂不是直接就实现仁兄所希望的美国民主共和体制？”
对于孙元起这个天马行空的臆想，唐绍仪自然难以赞同。两人又论说一番，眼看天色渐渐昏黄，已到掌灯时分，唐绍仪起身告辞。临出门前，他回头语重心长地劝道：“贤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孙元起答道：“河鱼腹烂，不求活水，尚思化龙；书生垂死，不问良医，犹念报国。虽然其心可嘉，未免失之迂阔！”
随后的一两天里，唐绍仪有空就过来找孙元起商谈，总希望他能放弃开明专制，改投到民主共和的怀抱中来。就像那句名言说的：“世界上两件事情最难，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二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前者成功了叫老师，后者成功了叫老板。”唐绍仪或许是个合格的政治家，却绝对算不上个合格的老师。孙元起则恰恰相反，凭借着当了十多年老师的教学技巧，居然让唐绍仪对民主共和制度开始有些不自信，转而对开明专制大感兴趣。
孙元起通过与唐绍仪不断的交谈驳难，再加上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和对现实的理解，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这套政治思想体系在未来几年里不仅成为新中国党的指导理论，也对之后的民国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史书上把孙元起与唐绍仪的舟中谈话称作“孙唐会谈”。因为谈话的时候轮船正在黄海上行驶，所以也叫“黄海会谈”。孙唐会谈的时间、所乘坐的轮船名称、谈话的主要内容及其深远影响，都是高中近现代史课本中的重要考点。
因为会谈中只有孙元起、唐绍仪及卫队长冯基善三人在场，并没有留下什么书面材料，后世的史学家只能根据唐绍仪、冯基善两人回忆的一鳞半爪来还原当时的情况，然这两个当事人的回忆也存在很多抵牾之处。在唐绍仪所著的《同学少年都不贱——民国政坛的“耶鲁系”》一书，对“孙唐会谈”足足用了五章的篇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自己如何谆谆善诱，传授孙元起治国方法；如何滔滔不绝分析国内外形势，让孙元起茅塞顿开；如何旁征博引各家政治思想，以供孙元起采择挑选……总之就一句话，在“孙唐会谈”中，他唐绍仪扮演了孙元起“精神导师”的伟大角色。
而冯基善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生活》中则对“孙唐会谈”这一说法予以严厉批驳，在他看来，这场会谈最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孙冯会谈”或者“孙冯批唐会谈”。因为早在前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孙元起先生与梁启超会面时，已经初步提出了开明专制的思想。“孙唐会谈”的真实情况是，卫队长冯基善坚决站在孙元起先生一边，对身重西方民主之毒的唐绍仪痛加批判，揭露其作为西方走狗的深刻本质，最终使他幡然醒悟弃暗投明。
正因为书面资料缺乏，当事人又人言人殊，这段历史也成为近现代史研究人员最热衷的话题之一。短短数十年间，各国先后发表了近万篇论文及百余本专著，造就了无数名历史学家，最后甚至连那艘轮船上每一位船员、乘客的名称都考证了出来！
但是在1912年2月的时候，却谁也不知道这场会谈将来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尤其是孙元起，当时他除了思考政治问题，还在专心致志地写一封推荐信，根本没有空闲去想其他的东西。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