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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民国那么多知名报人,周赫煊最认同的就是成舍我,因为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
成舍我的自由主义,并非无限度的自由,而是在合乎道德法律之下的自由,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自由。
如果把张季鸾、史量才、成舍我三位报人拿到一起做比较,张季鸾最为圆滑,喜欢“小骂大帮忙”,无论是国党还是共党都比较满意。史量才在30年代变得激进,跟左翼文人走得很近,总是高举着爱国旗帜,喜欢讨论参与政治问题,让常凯申生出必杀之心。
而成舍我呢?
他是最纯粹的报人,他的原则是尊重事实,只要是真的新闻他就敢报道。他的报社左、中、右各派都有,因此也哪边都批评,但这种批评都是围绕着真实新闻而进行的,所以哪边都不喜欢他。
这人较真儿,认死理。
而在报社经营方面,成舍我又是最科学的,引进了一整套西方管理方式,并且还结合中国情况进行改变。在经营管理上,成舍我比史量才、张季鸾都更高明,可惜他总是因为触怒当权者而倒霉。
比如成舍我现在要创办《立报》,简直堪称办报的经典案例。
他首先做市场调查,在上海最大的报纸零售市场——闸北火车站蹲守,发现两个字的报名最吃香,比如《申报》。而四个字报名的报纸,售卖者在叫卖时喊得很少。因为火车站往来匆匆,名字越短就越好喊、越好卖。
于是成舍我给自己的新报纸取名《立报》,两个字。
紧接着,成舍我又发现上海报纸市场已经被几份大报占领了,他根本就接不到广告。于是他又在《新闻报》登广告说,自己的《立报》日销不满十万份,就永远不接广告,从此专心打造新闻内容。足足亏损了半年,《立报》销量居然达到5万份,他越不接广告,商家就越是主动上门求打广告。
成舍我感觉时机已到,然后刊登声明,宣称《立报》日销已经破十万,瞬间扭亏为盈,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成为上海排名前三的报纸。
这简直就是奇迹,上海是民国最繁华的城市,而报纸市场份额又早被瓜分了,成舍我居然用最短的时间硬生生杀出血路。
如此人才,周赫煊很想招到自己麾下,他说:“成先生,我认为上海不是个办报纸的好地方。”
“周先生说笑了,”成舍我乐道,“上海是全国最大的报业市场。”
周赫煊说:“两三年之内,日寇必然入侵上海。到时候,成先生的一番心血,全都要化为乌有。”
成舍我顿时默然,思索片刻后才说:“没那么快吧。”
“了解日本情况的人都清楚,这是必然的,”周赫煊说,“这几年日本一直在储备战略资源,一直在制造枪炮弹药,如果不在两三年内侵略中国,那些成堆的武器全都要烂在仓库里。”
成舍我愣了愣,居然就被周赫煊说服了,或许是因为周赫煊有足够威信吧。他问道:“周先生,你觉得在武汉办报怎么样?”
“我觉得最好在重庆,”周赫煊说,“《大公报》的总部以后也要搬到重庆,所以我想聘请一个开路先锋,而成先生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如果你愿意加入《大公报》,不但可以担任重庆分社社长,我还可以给你一些股份。”
成舍我摇头说:“《大公报》的报道,往往避实就虚、抓小放大,不符合我的办报原则。”
周赫煊苦笑:“没办法,有些新闻不能刊登,否则报馆就要被查封了,比如成先生的《民生报》。”
“周先生不用再劝。”成舍我还是不肯合作。
周赫煊只好改变计划,说道:“不如这样,我出一些钱,跟成先生合作办一份新报纸,总部设在重庆。你看如何?”
成舍我说:“我认为武汉要好一些,重庆实在离中央政府太远了。”
周赫煊笑道:“离得远才好,可以放开手脚。如果成先生的报纸办在重庆,第一,我可以介绍刘湘跟你认识;第二,《大公报》可以为你提供最新的新闻讯息。”
“容我再想想。”成舍我有些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