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一章 冲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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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三十一章冲突

    历七年十月初一。御前内阁全体会议。

    根据议程，汪广洋提出将台湾、琼州岛、琉球岛、广西建设成为大明蔗糖生产中心。满足国内市场。台湾、海南地理偏僻，人口不多，发展农耕，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物力，开荒修水利，更需耍大规模地移民，可是现在大陆上的人口本身都不够用，如何能抽调出百姓到这两处“荒岛来？

    农牧研究所和当的官府分别到台湾岛和琼州岛实的考察了一番，几级商议，终于确定以制糖业为发展重点。

    首先，甘蔗制糖法在中国历史悠久，前唐年间，唐太宗遣人前往天堑学习当时比较先进的熬糖法，几十年后便发明了滴漏制取白糖法，即用一套漏斗形的陶器。配以瓦缸和其他小设施，将蔗汁熬至相当浓度后倒入瓦溜（漏斗形陶器）中，从上淋入黄泥浆，借助黄泥浆的吸附脱色制取土白糖。

    进入前宋年间，更多的制糖方法被发明，文士王灼还专门编写了一部制糖专著一《糖霜谱》。到了大明之后，凭借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先进的科研技术，大明很快就研制出了水力三棍榨糖机，即保证了多重压榨的功能，又提高了效率；发明了多效蒸罐，使得糖汁的浓度得到提高；发明了高速水力飞轮离心机，使愕糖汁中糖晶粒和糖蜜完全分离，得到的不再是带蜜的糖。而是干净的砂糖；总结了石灰澄清法；加入了过滤设置。

    如此一来，大明的制糖技术和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随着大明国内地安定，百姓们对糖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现有的生产工艺和能力已经不够用。在另外一方面，虽然日本、朝鲜从唐宋时学会了熬糖法，但是它们缺乏必要的原材料一甘蔗，所以产量不大。而瓜哇岛、遣罗等地虽然即有原材料，又在宋时学会了制糖术，但是大明拥有更先进的制糖术，生产出来的砂糖根据农牧研究所的人员推测，成本只有它们的一半。

    所以农牧研究所认为这是一个前途极大的发展项目。向农牧部打了报告，要求进行大力扶植和发展。而正在为各自的岛屿治下如何发展而发愁的福建省、广东荐听说有这个好处，连忙也以地方官府的名义要求中枢上马这一项目。而管辖着琉球群岛的淅江省也赶紧插了队。

    正当中枢和各省正在协商如何出资出人手进行制糖业大扶植时，广西省闻讯也参与进来了。广西山多地少，发展正常的农耕非常困难，但是它地处亚热带。可以大量种植甘蔗，因此也可以大力发展制糖业。

    经过几番酝酿和讨论，最后确定下来一个方案计划，就是中枢出设备和资金，地方出土地和人手。甘蔗种植业可以以大片土地进行规模化种植，只需要提供少部分技术和监工人员，雇佣大量的南海地区如原越陈地区百姓进行耕种就可以了。而制糖厂工人也可以从现在的安南省大量招募。现在还实行“军管”的安南省正愁没有地方分流数百万“原居民”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剿，安南省反抗势力和活动已经逐渐地减少和下降，不少原居民除了一部分被迁居占城之外，很大一部分以“逃难”的形式流入真腊和遢罗等国。使得现在安南省人口足足少了一半多。

    现在安南省留下的百姓都是想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既然他们已经成了大明的子民。官府也必须对他们的生活负责任，于是便以发展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为名开始向琼州岛、台湾岛、琉球岛大批地移民。

    制糖狭植和发展计划已经经过数年的讨论和酝酿，早就是非常成熟的，很多早期工作都已经开始了。

    今天拿出来只是正式立项而已，所以很快便获得了刘浩然的同意和学士会议的一致通过。根据刘浩然制定的律法，学士会议算是最高国事决策机构了，在该会议上以少数服从多数通过的政策方略经过刘浩然的批准，内阁和各省地方必须遵照执行。

    接着学部尚书罗复仁提出了几项议程。

    首先第一项是正式确定拼音声调等语言规则和标点符号等文字规

    。

    拼音是大明学部和国史馆一直非常重视的重点项目。原本中国有反切这个注音传统方法，该法是后汉末年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原理的启示而发明的。后来唐代时，僧人守温取汉字为三十六声母，宋人又以韵书的韵母字作为韵母。反切法益为精密，成为最通行的注音法。

    但是反切法有很大局限性，首先是反切上下字都含有多余成分，在拼合时有一定障碍；其次是反切上下字可用的字过多，使用的人难于掌握；还有就是有些窄韵，不得不偶尔借用其他韵的字作反切下字，造成切音不准确的弊病。尤其是随着历史的发生，中国官话也是几经变化，声母和韵母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用当代音去读古人造的反切，自然不免隔膜。因此。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前非常简单的反切法变得异常的复杂，连很多读书人都学不懂，完全丧失了其原本的含义。

    刘浩然当政以来。他一直希望完善拼音等一整套汉语注音规则，使得普通老百姓和小孩很容易就学会了识字，也可以因为有这么一套标准的注音规则，使的“老外”也很容易学习汉语。

    刘浩然小学时学的拼音是还记得，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所学的拼音是以普通话为主，也就是改良过的北京方言，与大明流行的官话相差甚远。有个这个局限，刘浩然就不好开金手指了，只能进行相应的指导。

    根据刘浩然的指导，学部和国史馆先就确定何种方言为官话进行了调查和研究。首先入选了是合肥方言，毕竟这是“帝王之乡”有先天的优势，但是合肥话流行区域过小，而且很多话语带有的方特色，其它地方的人不知道什么意思。接着入选的是淮西”口，因为这里聚集了大明很大一部分重臣。可是经过讨论旦“三荐陷不少。

    最后国史馆和学部选定了京师南京话。原本南京话主流是本地吴依之语，但是在后晋时期，皇室南渡，大批名士世家也随之南下，在南京安居，带来了当时的“官话”一洛阳话，经过上百年的融合发展，便形成了以洛阳话为主，掺杂了当地吴语的南京话。

    而经过多年的战乱和百姓迁徙，这时的中原话和北方话已经失去了四声的入声调，而南京话却很好保留了。经过几经讨论，国史馆和学部认为南京话有三大优势：帝王都邑；接近中原官话；保全汉语传统的四声。所以最后确定南京话为官话。

    在发展注音方面，国史馆和学部产生了分歧，国史馆坚持使用反切法，而学部却准备采取新法。

    在国史馆忙着改良反切法，学部找上了精通拉丁语的犹太和欧州传教士。他们来到大明，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学习汉语，而在他们心目中，汉语的标准便是南京话。这些传教士由于需要四处传教，所以算得上是语言天才。几年下来，很有些传教士算是精通汉语了，一口南京官话比当地人说的还要“标准”这主要是他们用拉丁字母去注解每一个汉字。

    相比国史馆局限于一国，学部的志向更加”远大”它希望汉语拼音可以帮助其它国家的百姓学习汉语，从而将汉语推向全世界。因此，在前唐宋声母、韵母的基础上，学部组织人手与精通拉丁语和汉语的传教士联手。很快根据汉语的发音特点确定了二十三个元音和四十八个辅音，分别表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其中元音就用二十三个拉丁字母表示，而四十八个辅音则用拉丁字母的草体和变形来表示。

    因为汉语是典型的声调语言，而标准的南京话就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小入声五个声调，而连在一起读又会产生变调。这些都必须要能完整的表现出来。于是学部的学者便确定了五个声调度数，分别用”2，3，4，三来表示，再用这五个声调度数来表示五个声调高低，如阴平声调是高而平。叫高平调，发音时由度到度，简称巫；最特殊的是入声，它是古代中原话遗留下来的，代表真古汉语完整的四声系统，没有它你根本体会不出什么是平厌。因此学部学者就用单个数字来表示入声，如31。 这一整套注音的好处是即方便大明百姓学习汉语。也方便学者们去研究其它语言，如拉丁语系和非洲语系，而其它国家的人，尤其是拉丁语系的人只要搞懂了这套注音方法和规则，则就可以很方便地学习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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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套方案受到国史馆的反对，这些老夫子和儒生还是希望用反切来表示汉语语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经过改良后的反切法大明学子学起来虽然容易许多。但是对于老外来说依然是“天书”但是这些国史馆的院士们却认为，汉语我大明学子们学会就好了，外国蛮夷学不会是他们愚笨而已。

    最后经过激烈的争辩，学部这套利于交流的注音方案受了刘浩然、太平学派、北方学派等势力的力挺，尤其是大明商人集团和海军部，他们深深地明白。海外贸易和探险，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的沟通，必须有一套既能让别人容易学习汉语，大明子民又能轻松学习他国语的方法规则来。所以学部这套方案被摆上了内阁会议1接受学士会议的最后确定。

    很快，这套注音方案被冠以《大明注音标准》的名头被正式通过，将由学部和国史馆联合颂布，各学校将正式采用这套方案。学习汉语拼音和外国语。

    接着学部尚书罗复仁提出了另外一个议程，对大明现行的诸多学科进行改名和分拆，以及对格物院、弘文院以及分支机构的职责明确。

    随着大明科研技术的发展，过去笼统的命名已经不合适了。根据这个草案，格物院要分拆出物理、化学、生物，算学要改名为数学，农牧改名为农业，加上原本的天文学，地理学和医学便组成了格物院的“八大金网”；弘文院要分拆出哲学、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商学要改名为经济学，加上法学，算是弘文院的“六大金刚”刘浩然还准备根据最新传入的古希腊拍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设立政治学，专门研究研究国家及其赖以发挥治理效能的各种机构和制度。只是这门学科在当时的大明“太超前”了，有点骇人听闻，所以就只好归在社会学里面。至于文学、语言学、史学则划归国史馆。

    罗复仁还提出新设工程院，将此前大明非常先进的机械制造、冶炼、营造建设、地理勘探、船舶制造、交通运转、精密机械、测绘、化工、兵器工程、农业工程全部划在里面。

    按照刘浩然的想法，中国古人太注重“学以致用”了，结果学文科的就变成了“学而优则仕”少数学工科的文人就过于注重实用，经验中来再回到经验中去，虽然应用性强，但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探索不够，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典籍整理与经验总结，缺少实验和分析。

    刘浩然早就决心打破这一传统，大明的教育体制已经完全打破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科举制度，学历考试和“公务员录取考试”完全分开，一来打破了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局面，二来使得这些精英不再将出路局限于出仕之上，因为根据大明正在逐渐推行的改革，官员和司政虽然福利好，名声好，还有“权力”的诱惑，但是责任也越来越重。而且这个责任需要承担的后果也越来越大。任何想考司政、司法的精英们都需耍掂量一下，自己是否有能力去担任这个职务，如果没有能力，很有可能会因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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