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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山,济尔哈朗大营。
满清数万大军,在茅山前面扎起梅花营,互为掎角之势,济尔哈朗的中军大营设在一个叫做蒲塘的小村子里,群山环绕,四通八达,与各营之间都有便捷的通路。
阴暗的天空看不到阳光,远处的炮声隐约可闻,清军士兵将收集的尸体的进行焚化和掩埋,又点燃降香、艾叶、大黄、苍术等药物进行蒸熏消毒,道道烟气升上天空,蒲塘村内外充斥着浓郁的药味,和那股更为浓郁的尸臭混杂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奇异而令人作呕的味道,久久难以消散。
屋子里面同样充满了药物的香味,正中摆着一个硕大的虎头骨,其他各处插满艾草,挂着大大小小的辟邪绛囊,门口则挂着几条马尾松的松枝。松枝晃动,一个美貌的侍妾迈着碎步无声地走进来,在济尔哈朗面前跪倒,呈上一个放着杯碟水盏的精致漆盘,济尔哈朗端起一杯雄黄酒饮尽,再拿起一杯净水漱口,在喉咙里呼噜噜转了几圈,呸的一声吐干净,脸上的神情才好看了些。
他拿起一包雄黄散打开,用指甲挑些药粉就着香油和一下,抹在人中位置,然后起身带上暗嵌马蹄木绛囊的帽子,套上装有女青绛囊的马褂,穿戴整齐后迈步出屋,直奔中军厅。
十来个刚刚从后方调来的名医正等在这里,听到亲兵通报郑亲王驾到,连忙伏地跪倒,一个个面色惶恐。
到了江南之后,清军不愿在夏天作战。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害怕瘟疫,可是怕什么来什么,济尔哈朗的军中前几天突然爆发疫情,并且迅速扩散,部队作战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
当年李自成能够轻取北京。逼得崇祯上吊自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鼠疫,全城百万军民悉数染病,死亡二十余万,李自成的大军杀过来的时候,北京城里连一万守军都凑不出来……李自成进北京后。大顺军也跟着染上了瘟疫,战斗力严重下降,被清军在一片石轻易击败。
(按现在的流行观点,崇祯末年是小冰河时期的最后阶段,也是近一万年来最冷的几十年。在这个天灾不断的时期里,除了明朝的农业遭受严重打击外,西北和蒙古草原的气候也发生剧烈变化,草原上的老鼠混不下去,南下迁移到人口密集的农耕地区,山西和北直隶地区随即爆发大规模的鼠疫。
当然了,鼠疫爆发不是明朝亡国的核心原因,只是适逢其会的催化剂。当时北京城里流行的是肺鼠疫。应该是欧洲十四世纪黑死病的延续,这种肺鼠疫的病菌在比较低的气温下才能生存,清军占领北京后天气转暖。肺鼠疫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总之满清那几年气运很盛,翻牌都是清一色、大三元外加杠上开花,大明这边则是大相公、小相公不断,根本没法胡牌。)
济尔哈朗很无奈。
对于瘟疫的危害,清廷上下都非常重视,出征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济尔哈朗不仅带来大批的药物,对卫生防疫抓的也很紧。但是八旗兵都来自辽东苦寒之地,不适应南方潮湿闷热的气候。也不愿遵守苛刻的卫生习惯,最后防不胜防还是中了招。(说句题外话,北方气温较低,细菌病毒较少,苍蝇蚊虫的活跃期也比较短,所以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相对粗放一些,南方人往往就觉得北方人不讲卫生,北方人呢,又觉得南方人的穷讲究太多……其实对换生存环境过上几代,大家都会变成对方那个样子,互相理解吧。)
最开始是蚊虫叮咬引起的疟疾,然后又有大量的士兵染上了痢疾和霍乱,严重腹泻,高烧不断,军中的医官按照“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来治,反而越治越严重,越治越泛滥……南方的蚊虫蛇鼠太多,水和食物很容易变质,满清几十年前还是茹毛饮血的渔猎民族,辽东动不动就是零下十几度、几十度的天气,很多八旗兵一个月也未必能洗一次澡,喝生水也从来没有生过病,济尔哈朗虽然三令五申,大多数士兵还是贪爽快不愿饮用开水,也不喜欢洗澡,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越来越多的八旗兵被传染,总是不能断根。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些卫生习惯的重要性济尔哈朗自己也不明白,反倒是那些绿营兵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自觉的更讲卫生,染上瘟疫的不多。
让济尔哈朗稍感庆幸的是,由于清军准备充分,疫情刚起就采取各种手段进行防治,隔离患者,烧埋尸体,药物蒸熏,打扫清洁环境,统一使用厕所等等,费尽全力才勉强控制疫情,还不到全军崩溃的地步……从疫情爆发以来,总共死了一千多个士兵,只看死亡数字的话,相对五万大军来说,似乎不算太严重。
但在彻底根除疫情之前,济尔哈朗还不敢掉以轻心,更多的却是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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