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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遗直叹了口气，感慨道：“何至于此？既然是一衣带水、睦邻之邦，只需以王道教化、以仁义感化即可，使其通晓大义、深明忠孝，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何必非得赶尽杀绝？”
他觉得二弟的手段过于残酷，倭人固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可哪里能够威胁到大唐？
再者说来，纵然将来有可能威胁大唐，如今便要在其并未展露威胁之时斩草除根？
实非王道。
况且如今倭人温顺，依附大唐，若是因为房俊在此行下酷政导致倭人深恨大唐，由此掀起反抗，岂非弄巧成拙？
退一万步将，倭国诸岛资源贫瘠，多山多河少平原，连种粮食的地方却少得可怜，灭尽其民、侵占其地，有何益处？
刘仁愿信步而行，观赏着街面景色：“大郎有所不知，这并非二郎过于酷烈，实在是倭人生性残忍、不知伦理，他们可以屠杀父祖手足眼都不眨，可以淫辱母娘姊妹习以为常，与畜生何异？他们即便学了华夏文化，也不过是披上了一张人皮，内里依旧狼心狗肺，是最下等的民族。”
他逗留倭国很久，与倭人接触也多，起初还被倭人种种丧尽天良的行为所震惊，等到习以为常，便知道这个国度、这个民族绝无一丝一毫被驯服之可能，一旦其有崛起之日，必然反噬大唐。
既然如此，又何必费劲心机去驯服？
毁灭就是了。
当然，倭人不可能被全部杀尽，用儒家文化去驯服其贵族，使其为大唐所用，如此足矣。
在大战略的层面上，房俊可谓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既然他决定对倭国施行“灭绝”之策略，那就一定有其道理，作为下属，只需遵令行事即可。
当然，他今日之目的并非是在街上游玩。
“大郎为何不回长安过年呢？您是家中长子，诸多祭祀想必需要您出面主持，您若不在，怕是又要房相多多劳累。”
回家过年吗？
房遗直心中叹息，勉强挤出一抹笑容：“倒也不必我回去，二郎自能支撑门楣，有他在，父亲不会劳累。”
他素来自诩君子，认为自己可以做到胸怀宽广、不萦于物，不至于似旁人家那样为了一点家产与兄弟手足反目。
然而他到底境界未到，面对那个惊才绝艳、盖世无双的兄弟，难免滋生一种羡慕、嫉妒、攀比的情绪，身为房家嫡长子，却始终碌碌无为，托庇于兄弟的羽翼之下，被兄弟的光芒所笼罩，若说心中全无芥蒂，怎么可能？
他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借自己的资质，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二郎相提并论，所以自请出海、教授儒学，远离那一种令人深感绝望的压力。
刘仁愿很是羡慕：“兄友弟恭，这可是世家高门里最为难得的东西，有人替大郎看顾家业，可以游走四海完成心中理想，在下却是身在军伍，不得不遵令行事，滞留在这化外之地，看似同在天涯为异客，实则境遇完全不同。”
房遗直道：“将军是想调回大唐么？若如此，在下倒是可以在家书之中提及。”
虽然他对房俊今时今日之耀眼光辉有些嫉妒，但深知二郎对自己一向尊敬，若提及刘仁愿调回大唐之事，必然会给自己几分面子。
他在倭国这么长时间，深受刘仁愿之照顾、保护，也想还了这份人情。
刘仁愿摇头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大帅需要我镇守倭国，又岂能畏难不前、知难而退？只不过从军多年，至今也只是副将之职，固然有镇守倭国之实、却并无统镇一方之名，名不正、言不顺，诸多事务掣肘，殊为不易。”
房遗直虽然是个书呆子，但自幼生长于官宦之间，对于官场之上一些手段耳濡目染颇为了解，此刻听闻刘仁愿之言，便明白了刘仁愿的意思。
略作犹豫，颔首道：“家书之中我会提及将军镇守倭国、保护侨民之功绩，想来以将军之资历、功勋，朝廷定能赋予牧守一方之职权。”
刘仁愿有些不好意思，迟疑着道：“大帅若是知晓大郎为在下说情，怕是会不高兴。”
房遗直心中厌弃，你分明就是想要借我之口向二郎说个人情，赋予你镇守倭国之实权、名义，怎地敢做不敢认？
如此官僚习气，腐朽不堪。
不过他是个耿直性子，点头道：“放心，不提你便是。”
刘仁愿放下心，唏嘘道：“非是在下官迷，当初一同进入水师的刘仁贵、薛仁贵如今都镇守一方，前者更是直入中枢担任兵部左侍郎，只有我虽然带着水师横行于大洋之上，却始终未能更进一步。此番若能心愿得偿，定牢记大郎恩惠。”
房遗直倒也能理解，当官也罢，从军也好，谁还不是一个心思往上爬呢？
官越大，权力越大，能做的事情越多，普天之下，又有几人心甘情愿做事却从不奢求回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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