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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另一则说:“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杨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简傲》)

    晋人盛赞大名士的体质美和精神美。嵇康(223—262)“风姿特秀”,人比之为“松下风”,说他“若孤松”,“若玉山”(《世说·容止》)。钟会(225—264)所闻所见也许就是这些吧。

    《世说》另一则说:“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任诞》)

    他们不交一言,因为他们要欣赏的只是纯粹的音乐美。王徽之要求桓伊为他吹笛,因为他知道他能吹得好;桓伊也就为他吹,因为他知道他能欣赏他所吹的。既然如此,吹完听完以后,还有什么别的要交言呢。

    《世说》另一则说:“支公好鹤。住剡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言语》)

    阮籍(210—263)、阮咸是叔侄,都是“竹林七贤”中的人。“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上去,便共饮之。”(《世说·任诞》)

    支遁(314—366)对鹤的同情,诸阮对猪的一视同仁,说明他们具有物我无别、物我同等的感觉。要有风流的品格,这种感觉也是本质的东西。要成为艺术家,这种感觉也是本质的东西。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能够把他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他所描绘的对象上,然后通过他的工具媒介把它表现出来。支遁本人也许就不愿意做别人的玩物,他把这种感情投射到鹤的身上了。虽然没有人说他是艺术家,可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正是个真正的艺术家。

    情的因素

    本书第十章已经讲过,庄子认为圣人无情。圣人高度理解万物之性,所以他的心不受万物变化的影响。他“以理化情”。《世说》记载许多人而无情的故事。最著名的是谢安(320—385)的故事。他任晋朝丞相时,北方的秦国大举攻晋。秦帝亲任统帅,自夸将士之多,投鞭长江,可以断流。晋人大为震恐,但是谢安镇静、寂然,指派他的一个侄儿谢玄,领兵抵抗侵略。公元383年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谢玄赢得决定性胜利,赶走了秦军。最后胜利的消息送到谢安那里的时候,他正在和一位朋友下棋。他拆信看了以后,把信搁在一边,和先前一样,继续下棋。这位朋友问前线来了什么消息。谢安还是那样平静,答道:“小儿辈大破贼。”(《世说·雅量》)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附王弼传的注中,记载了何晏(249年卒)与王弼(226—249)关于情的讨论:“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

    王弼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圣人有情而无累。这句话的确切意义,王弼没有讲清楚。它的含义,后来的新儒家大为发挥了,我们将在第二十四章加以分析。现在只需要指出:虽然新道家有许多人是主理派,可是也有许多人是主情派。

    前面说过,新道家强调妙赏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自我表现的理论,于是毫不奇怪,道家的许多人随地排遣了他们的情感,又随时产生了这些情感。

    “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234—305),《世说》里有他的一个故事,就是例子。故事说:王戎丧儿,“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伤逝》)。

    王戎的这番话,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新道家有许多人是主情派。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动情,倒不在于某种个人的得失,而在于宇宙人生的某些普遍的方面。例如,《世说》有这一则卫玠(286—312)的故事:“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言语》)

    《世说》还有一则说:“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任诞》)

    由于有这种妙赏能力,这些有风流精神的人往往为之感动的事物,其他的普通人也许并不为之感动。他们有情,固然有关于宇宙人生总体的情,也有关于他们自己的个人感触的情。《世说》有一则说:“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任诞》)

    性的因素

    在西方,浪漫主义往往有性的成分在里面。中国的“风流”一词也有这种含义,尤其是在后来的用法上。可是,晋代新道家的人对于性的态度,似乎纯粹是审美的,不是肉感的。例如,《世说》有一则说:“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任诞》)

    《世说》又有一则说:“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当时中国的风俗,一位夫人是不可以介绍给她丈夫的朋友的。因此韩氏对她丈夫说,这两位朋友下次来了,她想在暗中窥看一下。“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贤嫒》)

    阮籍、山涛(205—283)妻韩氏,都是欣赏异性的美,而不含任何性爱。或者可以说,他们只是欣赏美,忘了性的成分。

    像这些都是晋代新道家“风流”精神的特征。照他们的看法,“风流”来于“自然”,“自然”反对“名教”,“名教”则是儒家的古典的传统。不过,即便是在这个儒家衰微的时期,还是有个名士和著作家乐广(304年卒)这样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世说·德行》)我们将在第二十四章看到,新儒家就是在名教寻求此乐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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