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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渐渐地拉远，甚至最后完全蜕化变质。要想阻止这一切的发生，除去自身学习，党的引导和教育之外，必须还要有一个广泛的、良好的监督体制和环境。”
“先生提醒的极是，我们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林海丰郑重地点点头，“我们在抓紧思想教育工作地同时，还正在着手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程序，广泛成立人民来访接待工作站，虚心听取来自人民的心声，另外，我们还在加强内务部等部门对政府官员的监督……”
“您说的这些固然都很重要，”马克思先生望着这位太平天国年轻的领袖呵呵一笑，“可您还忘记了一点，真正能叫那些贪官污吏们无处藏身的是随时随地来自人民的声音。”
“您……您是说……报纸？”
马克思先生笑了，他太喜爱这个年轻人了，“应该说是舆论。没有一个良好的叫大家说话，说真话的环境，就没有我们的进步。而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如果不能赋予人民一个真正的民主生活，缺少了一个具有广泛的、公正的舆论的监督，其结果更是非常可怕的。”
马克思先生随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林海丰谈起了人民民主与新闻媒体监督的重要性。他说到，当年的普鲁士曾经发明出台了一个剥夺报刊批评和人民舆论监督的书报检查令，正是这个新法令，在禁止发表所谓的“使用污辱个别人的词句和进行毁灭其名誉的作品”的借口下，不仅被剥夺了报刊对政府官员们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而且还剥夺了舆论对作为许多个别人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各种制度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新法令实际上就是一条对可怜而虚弱的报刊施加新压迫的命令，是独裁的政权惧怕人民觉醒的表现。
而在用**理想指导下的人民的民主社会，自由的报刊应该具有舆论监督和社会批评的功能，它包括对现政党、政府和官员的批评与监督。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任何人都无权免除报刊的监督批评，甚至法律也必须在报刊的监督之下，因为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有法定程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实地参与国家的发展。
马克思先生提到，就社会的使命来说，人民的报刊一方面要对执政者的所作所为和思想方法加以不断地和不偏不倚的评价和批评，使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平等地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另一方面，人民的报刊又应该成为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成为人民在自己面前的公开忏悔，即对人民来说，它又是人民自己的教科书。
所以，就需要人民的报刊要有一种对现存政府的一切错误勇于进行无情的批判的大无畏精神。这里所谓的“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绝不会有丝毫的退缩。就好比当年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中，他曾经对审判的法官所说的那样，“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
在谈到人民的民主的时候，马克思说到，和他一样密切关注着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走向的他的好朋友弗里德里希，在给他的书信中曾经对未来的太平天国政府抱有这样的极大期望，在未来的这个国家里，他期望能看到人民不会过分客气地对待领导着他们的党内的那些官吏，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仆人，不会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美无缺的官僚，进而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除了唱诗班一样的歌颂之外，绝不在进行任何的批评。
批评和监督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是人民的神圣权利和义务，也是党报的权利和责任。批评是革命的运动的生命的要素，革命的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禁止争论呢？过去我们要求别人给我们自己以言论自由，难道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所以，党和政府的报刊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揭露各种负责人员和机关的罪行，指出党和政府的错误和缺点。
**的人民民主应该强调公开，应该敢于把政党和政府的所作所为摆放在人民的面前，暴露在阳光之下。要对人民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如实报道我们的错误缺点。不要害怕被揭露了错误好像就会显露出我们的无能，更不要害怕什么所谓的家丑外扬。我们应该也必须讲的都是真话，而且还甚至宁愿把坏的方面多讲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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