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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前后的活动总是非常多。政府方面也很忙,范亨在同儿子范无病仔细地商议了一番之后,又找来手下的智囊们进行了深入研究,终于拿出了一套新的机构改革方案,一反之前从合并部委撤人方面出发的老路,而选择了根据市场需求,对行政审批权限做全面的审核,以确定那些行政审批已经不合时宜,需要废除。
在这一番运作之下,范亨提出了自己的机构改革草案,一共列出了需要撤出废止的行政审批项目六百八十多种,并且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进行说明,只有先解决了这些问题,机构改革才有实际意义。
范亨的这一举动,顿时把整个高层都给震惊了,谁也没有想到范亨居然弄出这么一场大动静来,毕竟这样的举动虽然没有威胁到某一个体成员的利益,却实实在在地让整个政府的权限一下子缩水很多。
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举动,也反映出来范亨的一部分态度来,我范亨虽然以前没有什么背景。但是现在也是实实在在的常委,正国级的领导人,工作可以做,但是黑锅是不肯背的。
你们不是要谈什么机构改革嘛,不是要让我负责嘛,那我就给你们从根子上治一治,看看最后头痛的人到底会是谁?反正我范某人无欲无求,不在乎这种事情的后果。
事实上,每一届新政府,往往都是是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自一九八三年以来,每隔一个阶段,中央都会对政府部门进行一些调整。简单回顾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是一条艰难而漫长的改革之路。
为什么要实行大部门体制?
可以用数据来说明一下中国的政府部门多到什么程度。
一九八二年改革之前,国务院的部委一度达到一百个。
其后,政府分别进行了多次行政体制改革,每次改革的内容都以精简机构、减少人员为主。
一九八二年一下子精简了三十九个部门,一九九八年再次大规模机构改革,国务院的四十个组成部门,又裁了十一个,仅保留二十九个,绝大多数直接管理工业的部门都撤销了。
这种机构改革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接连不断地对政府机构进行一次次大手术,无疑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是极不正常的。
然而,以往改革的落脚点基本上是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现有行政机构设置的弊病。每次改革后,又会出现机构膨胀之风。机构改革已被形容成了数字游戏,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道路。
时至今日,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仍有组成部门二十八个,特设机构一个、直属机构十八个、办事机构四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十个、直属事业单位十四个,另外还有一百多个议事协调机构。
单纯从数量上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政府部门设置已显太多。
有民谣比喻政府开会人满为患的景象,“部长坐了一礼堂,局长站了一走廊,处长挤了一广场。”
开内阁会,部长们坐了一屋子,怎么议事,到底该听谁说话啊?
历次改革的不彻底,也反映出国内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包袱的沉重,因为它是由计划体制转型而来,而计划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部门设置多,实行条块管理。
现在的政府机构设置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来,在功能上仍然强调指挥、控制,这就必然导致机构设置过细,政府机关管理过于微观、具体,统得过死。
政府机构设置过多过细。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协调困难的情况十分普遍,成为时下政府职能与机构改革配套改革的一大难点。
除此之外,机构过多还带来了一个必然的副产品,就是高行政成本。
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就是公务员数量庞大。
有关调查显示,有近七成的民众认为,中国的公务员数量过多。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
比较而言,大部门体制是现代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产物,也是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普遍采用的政府体制模式,此次机构改革的思路,依然是遵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首先让一部分部门先动起来。
但是这依然没有改变以往缝缝补补的做法,范亨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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