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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旨终于赶在三月三上巳节前下来了。
皇帝听闻上海府发生如此大案，十分震怒，指派了大理寺与刑部的官员下来，处理贪腐案事宜。钦差副使赵玮将手头的证据与待罪之人移交给他们，并协助他们做好证据收集工作，接着与他们一道，押送犯人上京受审。至于另一位副使曾侍郎，则要带领江南官员与工匠等，赶在今年大潮来临前，将有问题的堤坝加固重修，以避免大祸。
作为钦差正使的广平王因为身体缘故，上书请辞。皇帝温言安抚了一番，却没答应他的请求，反而让他继续坐镇上海官场，以防有哪个胆大包天的地方豪强，欺负办案的官员背景出身不够显赫，故意跟他们过不去；又或者有哪个吃了熊心豹子胆、利欲熏心的蠢货，在这种要命的时刻，还要拖曾侍郎后腿，妄想能贪掉修堤的银子。而银子，当然是从被查抄的官员家产中出。
皇帝恩旨允许广平王留在嘉定休养身体，还赐住行宫西苑，另有名贵药材若干赐下。考虑到他的身体劳累，又难得遇上靠谱的好大夫，自然是休养身体为重——这一条很难说是否有太后蒋氏助言的功劳——作为钦差的责任就要靠后了。但为防耽误正事，皇帝又给广平王找了个新的副手——汾阳王。
这位汾阳王不是别人，正是十多年前曾经老郡公下葬时，为张氏祖孙助言，打击赵炯气焰的那位贵人。他原是汾阳郡王之子，父祖都已去世了，照本朝宗室律令，他的爵位被降到了“侯”，合该被称为汾阳侯才是。但由于老太妃与汾阳王妃尚在，所以王府匾额还没变，他的家仍旧被称为“汾阳王府”，他就成了身份有些尴尬的“汾阳王府的那位宗室贵人”。但在嘉定一地，他与皇室的血缘是最近的，是高氏宗亲在嘉定的领袖人物。
前年颖王逆党在江南生乱，偷袭太子与广平王世子。他起初不知情，听说太子遇险，还曾经慌过一阵。可惜逆党为防止他碍事，事先软禁了汾阳王府上下。他不敢拿家眷的性命冒险，只能干着急。等到京中消息传来，太子平安回宫，他立刻就改变态度，指挥王府亲卫控制住了负责监视王府的叛军，并帮助官兵围剿逃走的逆党了。虽然只是立了一点小功劳，还有那么一点怕事、投机的心理，但皇帝登基后，在严防亲兄弟的同时加恩宗室，还是升了他的爵位，让他拿回了自家曾经的汾阳王称号。
听说钦差队伍里添了他，广平王等人都很淡定。这位汾阳王的为人还算靠谱，虽然有时候稍嫌软弱了些，但大面上倒是没出过差错的。他又长年坚守嘉定，对修坝的官员私底下那点猫腻，即使不知详情，也多少听过点风声，更熟悉地方人头，对案情多少有些帮助。
皇帝与广平王都不担心他会跟那些官员勾结起来，卷入贪腐大案。一来他身为宗室，从不曾干涉过地方政务；二来他长住嘉定，府中良田千顷，遍布苏淞各地，连世代祖坟都在此，在海傍大坝上做手脚，万一出点事，岂不是葬送了祖宗家业？他还没那么蠢。事实上，全嘉定的高氏宗族成员，全都对贪了修坝银的官员恨之入骨。哪怕嘉定一地的堤坝没出问题，他们也不领情。谁会只在嘉定有地？许多人还在南汇、嘉兴置办产业，也不乏参股做西洋货物生意的。一旦闹起潮灾，他们岂不是要血本无归？汾阳王领了圣旨，上门来鼓励他严办那些犯事官员的宗室长辈、平辈便络绎不绝。汾阳王好不容易才脱了身，赶到杭州来见广平王，听候他的教诲。
广平王将自己知道的事都告诉了他，又将相关文书、资料与他做了交接，还命手下那些办事的人员随汾阳王离开。他自己打算在杭州再住些时日，等犯人被押送上京再回嘉定，也免得有人缠上来求情。汾阳王与他是堂兄弟，素来关系还可以，也不多言，带着人和东西回嘉定去了。至于广平王没照圣旨的意思立时折返，他也不在乎，只是留下了话，说会打发人去清扫嘉定行宫西苑。
送走了汾阳王，广平王可谓是无事一身轻。虽然钦差正使的名头仍得以保留，但皇帝在圣旨中，已经卸下了他一切公务，他可以安心休息，调养身体了。回嘉定行宫也不是不行，西苑的房屋重修不到五年，还算是新的，园林景致也不错，住在那里肯定会很舒服。嘉定如今繁华不亚于杭州，而杭州住了三个月，也有些腻了。不过广平王在深思熟虑之后，还是更希望能在杭州多待些时候，至少，要待到他用过药，身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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