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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的重要。
不过，这番讨论最终也不是完全没收获。大家本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继续分情况细化切磋，还真就被沉廷扬找出了一个可以试点的办法：
虽然在全国各省都允许预缴厘金会导致竭泽而渔、全部收归户部又会导致地方上对专款专用的不信任，那么，只在南直隶地区试点、特许预缴商税抵扣、并给予利息，就可以完美回避上述问题了。
因为在明朝，南直隶地区本来就是没有自己的财政官体系的，南直隶的财政历来由南京户部兼管。现在特殊时期，南京户部升级为了正式户部，可原本的权限也还兼着。
加上这儿是监国脚下，百官盯着，官场环境更透明，沉廷扬也确实算是铁腕公允的财政官，他不会自己贪自己的钱。所以最后讨论，朱常汸就允许开了这个口子特事特办，今年先在南直隶地区，由户部直管，试点预先多缴商税、付息抵扣。
明年开始，如果外省富商豪绅有羡慕这点微薄的利息的，主动愿意为朝廷分忧的，可以再行申请、单独核议。
如此，也算是把财政改革最初的波动期扛过去了，不至于做事太急，惹出乱子。
事关百万千万两级别的钱财，当然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局部试点，再行推广。
而此法通过之后，沉家经营商船队的亲戚（沉廷扬当了户部官员后，早就不亲自经营家里生意了，都是让亲戚代持的），也非常给面子地大量认缴预缴，进一步安定了朱常汸监国政权眼前的财政缺口。
有了这么一个带头的，各地反抗的声音就被压得愈发微弱。
……
财政改革的法令，从四月上旬初次颁布，到各地落实就要一两个月，期间还有各种微调需要公示。
所以朝中四五两个月里，民政方面暂时也不会有新的动作了，朝廷基本上都围绕着潞王监国的这三把火转。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南方大部分官员、士绅、将领，都看到了一个为政轻省、不过多整活、只做必要事情的监国王爷，也充分认识到了潞王和先帝截然不同的风格。
“既往不咎，不纠结历史功过”的执政基调，也被充分展示了出去，让人心更加安定。
另外，话分两头，在潞王新政三把火之前、早在三月中旬，召集诸王来南直隶的旨意，也已经发下去了。这件工作，原本也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见效，所以如今正好和监国新政同期并行推进。
到了四月中旬，第一批接旨后乖乖来京的藩王，就抵达了南直隶境内。
其他藩王，如果不出意外、也不抗命的话，也能在四月份晚些时候、最晚六月份，都来南直隶，接受朝廷更紧密的控制。
大明朝两百六七十年，十三代皇帝，至今一共封了两百多个王爷。当然，其中有一小半因为子嗣不繁，以及获罪除国，并没有一直传下来。
能传到天启年间的王爷，也就一百多家，而到了崇祯初年，因为战乱已经开始，流贼开始陆续杀灭沦陷区的藩王，所以崇祯登基之初，王爷数量已经跌到一百五十家以下。
如今又经过近二十年的血腥内战内耗，王爷们的数量倒也继续锐减，毕竟北方省份的王爷基本上都杀光了，不是死于李自成等各路流贼之手，就是被鞑子杀了。
哪怕是南方，此前湖南、四川的王爷们，也都被张献忠那波流窜，累计带走了十几家之多。
所以，眼下天下能有王爷身份的，已经不足五十家。血统能比朱常汸更接近先帝的，仅有福王朱由崧一人，其他连跟朱常汸一样接近的，都已经一个也没了（万历也没那么多儿孙活到现在）
如今得到朱常汸诏书，最先最积极响应的，要属那些生活在山东和南直隶交界边缘地区的藩王。因为他们就藩的地盘，已经处在李自成和鞑子兵锋南下的边缘了，不跑本来就会死，巴不得朝廷下诏允许他们逃离封地呢。
站在朱树人的立场上，他一开始其实也不想救那些山东王爷的，巴不得那些养猪废物直接被李自成或者多尔衮杀了，他还能落个清静。朝廷也能减少一笔开支，把更多钱花在百姓和军队身上。
不过，朱树人也知道，必须用这些山东王爷做引子，勾出其他南方安稳富庶之地的王爷，以示朝廷的一视同仁。
否则只强招南方富庶地区的王爷来，却不召不救山东王爷们，再蠢的人都能看出其中有“削弱宗室、独尊潞王”的猫腻了。
结果，在这批山东王爷南下的途中，自然也免不了发生一些小意外——其中有两三个王爷，因为一直养尊处优，缺乏运动，一辈子也没出过远门，所以水土不服。
如果能慢吞吞好生休养，倒也能养过来，但因为山东地区已经有部分刘芳亮乃至多尔衮的部队渗透骚扰，尤其是鞑子骑兵能越过坚城到后方非战区烧杀抢掠。
兵荒马乱之际，这些王爷哪里敢在半途多歇？
于是一番折腾，这些山东、河南边缘南下的十几家王爷，有两个死于鞑子渗透劫掠的乱军，有三个死于水土不服疫病折腾，十四个北方王爷，只有九个活着抵达了扬州。
朱常汸并不会允许他们渡江来南京，也是防止南京城里出现野心家，所以就把所有北方来的王爷，终点站都安置在一江之隔的扬州。
九位北方王爷陆续抵达扬州的同时，南方各省加起来、还剩下的大约三十家血统或远或近的王爷，也有六七家活着抵达了南京周边。而这六七家抵达的背后，一样有一起病亡一起死于贼手——
南方如今也不算彻底安全，两年前在湘南被消灭的张献忠军，就有一部分残部在衡州之战后，往西逃到了井岗、罗霄山区，南方各大山区，如今不少地方还挺乱。被杀、惊吓病亡的那俩王爷，就是江西籍的。
经此一波，天下总共幸存的四十多位王爷，死了七个，有十五个被朱常汸彻底控制。
还有十几家在途，仅有个位数几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了学福王称病抗拒——倒不是说这些抗拒的那几家就一定多有野心，只能说人过一百，形形色色，明朝王爷那么多，脑子不清楚的，轴的，胆小怕被害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不管怎么说，经过这一波，天下的藩王都算是被犁地一样犁了一遍，彻底分门别类归档清楚了。想要当刺头的，自然会被朝廷收拾。
另外，在护送藩王过境的过程中，各地涉及的地方官员也是战战兢兢，那些导致藩王在自己防区内被鞑子、山贼杀害的地方官，一开始个个吓得不行，唯恐潞王跟先帝一样看重“陷藩”的罪名，要拿他们的脑袋祭奠遇害的王爷。
但朱常汸却趁机顺势伸出了橄榄枝，一再表达了“值此国难之秋，特殊时期，北方官员守土不易，被小股鞑子渗透杀藩，不能以陷藩论处，只要不丢城池就不算”的善意，赦免了这些官员的罪过。
地方官和武将一看“原来如今有藩王在自己管辖的地盘内遇害，已经不会再被问罪”，胆子也大了起来，再回想一下当初崇祯朝时的严刑苛法，多少督抚、兵部尚书都是因为死了藩王被崇祯处死，大家忆苦思甜之下，对仁慈的潞王就更加拥戴了。
谁让大明朝发展到如今，天下就没几个人喜欢藩王的！听说藩王死了不用一概负责，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谁不觉得松了一大口气呢。
当然，朱常汸这般“宽仁”，肯定也会给藩王们留下借口。比如福王就多次私下里串联其他藩王，表达了“朱常汸暗弱，如今已经被朱树人控制，这是有意残害宗室手足，才一改先帝时严惩陷藩官员的良法，改成如今这般朝纲崩坏的样子”。
南方朱树人势力最薄弱的两广地区，也有一些历史上就颇有野心想要称帝的藩王，因为惧怕入京，想留在天高皇帝远的两广，而选择了跟朱由崧遥相呼应。
随着时间进入五月份，距离福王朱由崧首次称病拒绝南下后两个月，朱常汸特地为他又下了一道诏书，责问朱由崧病情有没有好转，是否可以南下陈述此前“干预有司”的责任了。
如果继续称病，朱常汸还表示，可以从南京派几个太医去凤阳，帮朱由崧问诊，确认病情，有病就要早治，别耽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