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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来到这个时空已经两年有余的朱宜锋,在过去的两年多之中,尽管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翻阅史书,所以对于,很多史书典故能做到信手沾来。
“当然最为人艳称的盛世当然是“贞观之治”加“开元盛世”。这个盛世的背景一样是空前惨烈的人口损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隋唐演义》中章章都是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贞观六年,魏征上奏仍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甚至直到贞观十一年,马周上书时仍然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感叹着盛世之前的“衰世”,朱宜锋又用凝重的语气说道。
“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必要条件。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而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人口压力,提供了兴起的宽阔舞台。正是隋末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唐王朝才能实行均田制,给每个男丁发放一顷田地。战乱导致的自然“土改”,同样是汉初“招附流亡”、清初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所以说,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第二,盛世的出现,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经验教训。前代君王倒行逆施的严重后果,给看够了人间悲剧的后代君王以极大警醒。盛世的君王们,都非常善于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朱宜锋的语气显得有些沉重,每每看到史书的时候,他总会想到自身,想到将来的中国。
“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盛世,都是极衰之世付出高昂学费后考出的高分。当然,付出了极衰之世的代价,并不见得肯定收获盛世。事实上,盛世出现的条件远比这个要苛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灾难都能由进步来补偿,更多的时候,灾难换来的只是更大的灾难。”
注意到主公的脸色变化,感觉到其话语中的沉重,骆秉章立即意识到主公的心中之忧,立即说道。
“盛世出现的最必要之条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如汉之文帝、景帝,唐之太宗,无不是英明之君主。今日主公,虽主以三省,但三省已现盛世之气,想他日,主公一统天下之时,必定可将我中华带入远超文景、贞观的极盛之世!”
作臣子的自然希望君王治世之时是极盛之世,骆秉章同样也不例外,现在他之所以这么说,更多的是宽抚主公的心情。
“极盛之世……”
摇摇头,朱宜锋凝视着远处感道。
“一个蒸蒸日上、富于自信的政权并不需要通过自我宣传来为自己壮胆。相反,在一些有问题的时代,人们却常常会高唱盛世的调子。相反,在一些有问题的时代,人们却常常会高唱盛世的调子。因为“盛世”是传统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有力证明。历经暴力夺权后,一个政权就需要以“养民”“牧民”的成绩来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现,当然是统治成绩的最佳证明。在一个王朝埋头开拓进取的过程之中,统治者们并不会经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于发现和解决问题。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从来没有帝王和大臣自夸为盛世。相反,那些底气不足的统治者却常把“盛世”挂在嘴边。比如满清,其盛世之声叫嚷的最为响亮,有清一代连篇累牍的内容是宣传大清政权的“深仁厚泽”。”
冷声嘲笑着,对于盛世有着清楚意识的他说道。
“真到大乱之后必有大治,所谓大治者是因为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这自然使得人均耕地面积增加,百姓的仓中有了余粮,经济自然也就是随之繁荣,这算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来了。若是从这一点上来说,儒斋……”
回头看着骆秉章,见其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朱宜锋反问道。
“与你之见,将来即使是本督一统天下,又岂有成以盛世之道理,毕竟啊……”
感叹着,朱宜锋用颇为无奈的语气说道。
“这天下的人丁死的太少了,没有十不存五的大乱,焉有将来的大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