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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其走向衰落的起点，这一乱把唐朝的人口、经济、自信都掏空了，盛唐直接肾虚逐渐变得自闭，这个中国历史上极为开放与包容的朝代从此一去难复返。
但赵昺以为安史之乱只是冰山上的一角，真正的矛盾，都藏在下面，而均田制则早早埋下了大唐走向灭亡的伏笔。一人一块地，这叫均田制。人多地不够，只能分少点，按人头收税，地少税不减，土地还能暗中买卖。
若是交不上税，只能是溜了再见。可朝廷也有办法，人跑邻居在，剩下的人就得帮忙平摊税。这叫“摊逃”制度，剩下的人就要交更多税，交不了，也溜了再见。事情不断重复，造成恶性循环，从而导致穷的更穷，有钱的更有钱，均田制就崩盘了。
大量人口注销户籍，人口流失，征兵征不到人，就得砸钱招募，从府兵制变成募兵制。过去的府兵制士卒粮食、武器要自备，当兵可以享受免税的优待；而募兵制是用钱招募职业军人，武器要国家供给。
可土地政策的崩坏，使朝廷收不上税，中央没钱自然开不出军费，就只能权力下放，让边境的节度使自己看着办。这样一来，节度使在自己的地盘里说了算，如此朝廷是省钱了，但军队私有化的隐患就此埋下。这些已经够令人头痛了，而因此产生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也随之尖锐。
当然安史之乱的爆发，还跟一个人离不开关系——唐玄宗。早年的唐玄宗是真能相处，有啥建议他是真采纳，励精图治让大唐国力达到鼎盛，一手支棱起了开元盛世。可晚年的唐玄宗也是真拉胯，整天沉迷于自己很牛逼的幻觉里无法自拔，一手放纵出了安史之乱。
宋朝末年，由于宋朝采用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导致土地集中到少数勋贵和士绅手中，大批农民沦为佃农和流民，自耕农的负担愈加沉重。而蒙元夺取江南后，大量良田又沦为蒙元权贵们的封地，进一步导致土地紧张，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赵昺收复江南时，经过各朝数百年的经营，在现有的手段下土地的开发以达到了瓶颈，可人口却在不断增加，人地矛盾愈发激烈。而稳定局势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重新分配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进而使百姓安家乐业，国家税收增加。经过十几年的休养生息一个新的盛世就会再度出现，他也就成了青史留名的一代明君。
现在明知道如此做前边就是个坑，赵昺当然不会再走，而是选择了现代比较成熟的承包制。土地属于国家，朝廷就是大地主，去除永业田，按照人口授田，以亩收税。这样就抑制了土地兼并的发生，避免逃户的产生，消除隐匿人口的现象，保证了国家的税收，也就稳住了基本盘。
不过赵昺也知道历史上每当战乱平息，经过数年休养生息，百姓生活日趋安定，也就是人口爆炸性增长时期的到来。人口的增加也就需要大量新的土地纳入分配，可资源是有限的，总有一天国家会无地可分，那么又会产生老问题。
解决土地匮乏的问题，除了开垦荒地，就是通过科技的发展提高单位产量，当然赵昺也清楚以当今的农业科技水平，骤然提高粮食产量是不可能的，只能依靠更多的土地才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养活增加的人口。
不过大家都知道获得土地，还有个最简单的方法——抢。而中原土地肥沃平坦，水利设施完备，经过多年战乱地广人稀，自然是最好的目标。而夺占土地后，不仅有大量土地可参与分配，也可以用奖励军功的方式，让来自江南士卒获得土地，引导南人北迁，缓解江南土地的紧缺。
而蒙元的铁蹄曾经肆虐江南，现在仍盘踞中原，依然威胁着江南的安危，不免让人难安。且大宋诞生于中原地区，是中华正统，恢复旧土也是众多朝臣和士人的企盼。赵昺则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和情怀，一次次发起北伐解决土地问题，缓解燃眉之急。
赵昺对于高级官员的奖励还是很苛刻的，他宁愿给予金银财物，也不愿授予其土地，以防止勋贵集团取代过去的士绅集团占有大量土地，成为新的大地主，利用特权偷逃税赋，败坏纲纪。所以对于他们的封赏更多是赐予金钱，给予爵位。
尽管有为长远计的由头，有着诸多的无奈，但是以一代人的牺牲换取土地，看着成百上千生命的消失，赵昺还是心觉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