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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朔的打击中，唐廷现在更多地要视江淮的财力、以及关中禁军与河南藩军的兵力来行动。所以说，帝国的维系现在主要依靠、而且几乎只要依靠前三个地区就能进行，于是“收复”河朔在唐朝君臣看来反倒成了一桩赔本买卖。
事实上，当前宋廷的面临的形势与唐末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现在的经济中心已经从关中转移到了江东。可以说朝廷的开支，多半来自于江东的税赋，军粮也取自于此。且临安位于江东腹地，面临敌军的正面威胁，必然是防守上的重中之重，在此投入了巨大的军事力量。
湖广地区虽然在大战略上扼守长江中游，阻断敌军顺江南下的通路。但是湖广地区不比现代，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要弱于江东。而临近的贵州和云南皆是俚族的世居之地，朝廷的统治力历朝都是薄弱地区，也不为重视，只要不作乱就任其自生自灭。
而这次发起北伐之役的重要原也是为了占据两淮，增加战略纵深，保护江东这个政治和经济中心免受威胁。荆湖战场主要是策应主战场，保护东集团侧翼安全，并夺取襄阳改善江东被动防御态势。当然主要兵力也是投入到了两淮战场，赵昺亲征指挥。
不过赵昺不以为江钲是因为受到忽视才负气请辞，就要有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主要原因很可能是来自于自己重构军事布局，将大军团拆分，并撤销了江东制置司，主帅委与虚职调回京师，只以军将镇守军事要地，将行政事务归于文官系统。
因为旨意是明发到各军的，赵昺估计正是这道旨意让江钲感到了危机，更加坚定其的想法。加之其出身相门，对于大宋的制度理解的更为透彻，政策的调整更为敏感。而对太祖杯酒释兵权及高宗的‘抑藩振朝’的事迹更是知之甚详。
现在皇帝的做法，江钲便理解为巩固皇权，打击封疆大吏的方式，从重构朝廷结构向更为实质的‘扬文抑武’国策的转变。即开始进一步分割和弱化掌握兵权大将的权力，对那些在军中具有影响力的旧将一并进行革除，起用那些出身低微，缺乏背景的一些新兴将领，进入权力中坚层。
其实江钲对政策部分的理解并没有错误，此时朝廷已经进入新老交替的时期，一波如应节严、马廷鸾、陈仲微及徐宗仁等省、部重臣皆已经进入古稀之年，并多次请求致仕。他们虽然为国操劳多年，但终归年老体虚，上朝议政对他们来说都难以坚持下来，赵昺想留也不能够不顾他们的死活了，而这也需要一批新人填补留下来的空间。
而另外如陆秀夫、文天祥和刘黻等一班人，虽然勉强能称之为壮年，可他们已经久居相位十余年，已经位极人臣，快到了封无可封的地步。从本心来说，这些人与自己配合多年，用起来也顺手，可是他们已经成了新兴官员的‘拦路虎’，不利于朝廷架构的稳定，也可能形成政治集团。
所以赵昺正是想借北伐大胜之威对朝廷权力结构进行调整，让功勋卓著的老臣光荣退休，让一些有为的中年臣僚进入朝廷权力中心，而对久居高位的几位重臣也要另设相应的职位继续参与中枢事宜。但是他的意图并非对那些在复国中立下大功的将帅弃而不用，而是要将他们调回京师重入朝堂，加强武臣在朝中的力量。
显然江钲的惯性思维，让他以为皇帝是要对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动手，消除割据的危险。而他镇守西南边陲，以番俚为邻，又掌握鄂州和江汉部分地区，手下兵将尽是多年的部下，若是在夺取襄阳那么就能够控制长江中游广大地区。如此任谁来看皆完全具备割据一方，与朝廷讨价还价，封疆裂土的条件。
在江钲看来皇帝同样是人，且非昏庸之辈，自不会放任自己发展。即便一直小心翼翼的规避，可谁又能猜得透皇帝的心思，以其因为被陛下猜忌而被免职，灰溜溜的回朝，还不若选择一个稍微体面的方式去职。如此还能让皇帝感年其多年来忠心耿耿的份上，可以平安度过余生，余荫子孙。
“唉，你想的太多了！”都说女人的心思最难猜，赵昺今天才明白手下的心思最难猜，若非自己了解江钲的为人，也许真的会误以为其是拥兵自重，借襄阳相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