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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抽的是进口香烟，国产的香烟还没多少有过滤嘴，这年头能抽上大前门就是相当有面子的事情，而这几人赫然抽着“良友”“希尔顿”。
能在这种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公司里，自然有途径搞到稀罕的外烟了，而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在使用粮票油票的时候，华夏信托的中高层已经可以频繁地出没在外国餐厅了。
此时改革开放还没有几年，华夏信托的高层已经开始频繁地接触起国际金融界了，他们经常邀请一些西方国家资本市场上的一些声名鹊起的金融人士，来华夏国讲授有关国际金融市场的知识。
整个国家打开了大门，如饥似渴地学习起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
在四年前，华夏第一学府燕京大学有幸请来前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前来燕园讲解在西方如曰中天的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而舒尔茨本人长期专注于农业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被西方经济学派成为“人力资本概念之父”。
让人尴尬的是，当时整个燕京大学很难找到一个既精通西方经济学，英语口译又好的人来，无奈之下，只能让一位从海峡对面潜逃过来的林姓学生当舒尔茨的翻译。
谁能想到，舒尔茨竟然看中了这位学生，收他做了门下弟子。两年后，那位林姓学生从燕京大学毕业，顺利拿到了硕士学位，然后远渡重洋到了经济学的圣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
若干年后，该名学生从美国归来，在燕京大学创立了华夏经济研究中心，为华夏经济学的研究教学、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以及政策制定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了燕京大学，其他高等学府也纷纷出面邀请一大批国际精英到国内讲学、授课，而其中一些华裔精英，更是自荐为推荐人，介绍一大批国内学生到国外名校攻读学位。
其中就有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
经过他们的推荐和赞助，一大批大陆学生得以留洋海外，其中大部分人都顺利取得学位，一些人后来返回大陆，又反过来哺育了又一批学子。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小钟是一名燕京大学的学生，他今年刚大二，因为英语流利，而且非常熟悉金融知识，因此被校务处派到华夏信托来接待一位叫做雷蒙德.戴里奥的美国金融家。
他刚一走到众人面前，手中的水就立刻被抢光了。望着几位干部咕咕地大口灌水，他艰难地咽了咽口水，指着接机牌上的mr.raydalio问道：
“处长，这个雷.戴里奥是谁啊？”
“管他谁呢！咱们接了他就赶紧回去，这该死的活，真不是人干的！”大腹便便的大背头一口气喝干塑料瓶中的矿泉水，惬意地打了个饱嗝，这才慢慢悠悠地回答道。
在场几人只有他一人是正处级别，所以小钟那一声“处长”，正是称呼他的，其他人也不敢随便作答。
小钟于是不再问，坐到靠椅上假寐起来。
华夏国有个怪现象，就是在国有企业中的领导也是有行政级别的，典型的政企不分家。有干部可能从行政岗位摇身一变，变成企业的一把手，也有企业的领导，最后步入了官场。
改革开放还没几年，国家刚刚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民收入有了较大的增加，而私营企业还是一种方兴未艾的状态，著名的“傻子瓜子”才取得国家注册的商标权没多久。
为什么提到“傻子瓜子”，因为在这个小吃品牌身上，可以看出当时的政策对私有企业的影响。“傻子瓜子”和它的创始人年广九，是一个风向标。
而此时大陆的华夏金融市场，才刚刚建立，第一个证券买卖业务的开办，还要等两年之后。在此之前，只有一些国有企业，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开展一些金融业务。
“迎接旅客的各位请注意，由纽约飞来燕京的usxxxx次航班将于15分钟后到达，谢谢。ladiesandgentlemen，mayihaveyourattentionplease。”就在众人似睡非睡的时候，机场提示音恰如其分地响起，惊醒了众人的假寐。五人手忙脚乱地收拾一番，面上带起笑容，一动不动地守候在入境通道前。
没过多久，一位身材高大、有着褐色眼睛的中年白人推着行李箱走了出来，他穿着白色衬衫，斜纹棉布裤，直直地走向几人面前，伸出手来。
“hi，i‘mraydalio，thanksfoing。”（你好，我是雷.戴里奥，谢谢你们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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