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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2458章:彰武一族振华夏</h3>

    在处理南方融合上,李唐的手段几乎是差不多,大唐建立之初,唐朝的南方,同样分布着众多的民族势力。但在那个时期,南方边远地区尚处于发展的滞缓阶段,族属分化不十分明显。唐朝立国后,南方大部分地区随着萧铣的投附而归顺政府,岭南地区亦以其头人冼氏附唐而得以顺利地解决。与北方比较而言,唐朝在南部几乎没有动用大规模的武力。唐朝军队的调动和征用,几乎都在北方。事情很清楚:北方,特别是西北,分布着几支成熟的民族势力,它们的存在比唐朝还要早许多,北方政权的成熟和完善,使其发展与中原王朝不相上下。唐朝征服北方和西北势力,构成了前期的重要内容,他们的民族观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上文太宗华夷一家的所指,主要集中在北方民族。太宗在征服东突厥之后,就如何安置突厥降户的问题,朝臣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最终将他们安置在灵州(治回乐,今宁夏灵武南)至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南)之间的长城地带,其上层人户则被安置在都城长安等城市之内。唐朝之选择长城沿线安置突厥降户,一方面考虑到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保持,另一方面则更利于中央对他们的控制。为安抚外来的降户,唐朝势必要作出妥善的安排,这样才有利于维护政权和国家的稳定。于是,各个不同民族势力之间差别的泯灭和彼此之间的求同存异,就成为王朝追寻的目标。处于这种情势下的民族观念,自然是华夷一家或彼此不分了,这种开明的民族意识,使得汉人心目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就大为淡薄了,‘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亦不十分严重,这就为减少民族隔阂、增加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创造了气氛。唐朝番臣、番将殷庭,《新唐书》特置《诸夷蕃将》类传,就是证明。唐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这话儿虽有些作秀的成分,但不可否认,大唐的民族政策之开明则的确堪称历代之冠。天宝之前,唐朝不断出兵征服四境各族,对于这些被征服者,唐朝大多采取安抚政策。如唐太宗征辽东,掳得高句丽百姓一万四千口,本当分赏将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此外,唐朝对于非汉族人才也大胆地予以重用。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谨行等都深受重用,有的还成了驸马。开元、天宝之际、非汉族将帅甚至成了唐军主力的组成部分。安禄山、哥舒翰还晋升为王爵。这类现象在其他王朝是绝对见不到的,更非蒙元的以族分等,清的虽尚满汉一体实则行满汉大防政策所不能比拟,这种大融合所带来的最大好处,便是外敌边患较少,能在数百年来保持朝廷的稳定,当然了,也不是没有弊端,这些番邦武将多半掌管权势,一旦唐朝衰落,很容易遭到反噬,可问题是就算没有少数民族,一个朝廷一旦衰落,也会有内部反乱的,相比大宋对辽、金、西夏、蒙古的日日防御,大明对蒙古年年征战,大唐的民族大融合,至少能延续百年之上,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无疑是最大的发展。自受命征战蒙古,杨峥就一直思索这个最让他头疼的超级问题,大明与蒙古说到底是两个敌对的兄弟,前者从后者的兄长手中夺取了属于弟弟的宝座,后来弟弟强大了,又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宝座,于是两个敌对的兄弟,一个为了守住自己的宝座,一个为了重新夺回好不容易得到了宝座,争得你死活我,可要说真有什么深仇大恨,显然是没有的,之所以过了将近百年,双方还在争斗,说到底还是面子放不开罢了。

    大明以华夏正统自居,而蒙古人自以天下是我家,我蒙古的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思念作怪,加上以外族入侵中原,把一个汉人一手打造的花花江山占据了上百年,中原的繁荣华丽让蒙古人时时怀念,不时的生出夺回来的念头,如此一来,你容不下我,我也容不下你,双方斗得你死活我,这样的局面与大明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负担,需要时时防备,朝廷的消耗大抵如此,以杨峥看来,大明在历史上地位不如唐宋繁荣除了其他多方面的原因之外,最大的根本还是在于蒙古人如影随形的威胁,而对蒙古人而言,大明年年用兵,同样阻隔了他们壮大繁荣,甚至是日常的生活,他们未必是想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江山,局面到了今日,谁都看得出来,这天下早已不属于黄金家族,只是昔日的辉煌,给了他们无数的念想,才不得不去应对大明无休无止的战事,双方斗得你死我活,到头来谁也没从中得到好处,反而越发不如先前。

    战事不过是杨峥此番用来谋取某种和平相处的手段而言,最终的目的无非是通过这场战事,在接下来的谈判上拥有更多的筹码,因此对于这场的战事,在心头的规划尚未明朗之前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可赢了这场战事,接下来该如何取舍,他不得而知,心头那点模糊的想法始终不能走出脑海,而这也是他苦恼的所在,没想到今日无心之中观看大唐史记,本只是消遣时光,却不想获益不少,大明与蒙古说到底是一家人,若能走上大唐大融合的路子,未必不是一件喜事,但细细想来,却又觉得此举未必适合,首先两国的缔造者身份的不同,作为皇族的李氏集团,是一个拥有鲜卑血统的家族,李氏为陇西大贵族,在北周、隋时期都受到重用,如李渊的父亲就李虎在北周建立之初就是得势权贵,甚至还在宇文泰恢复鲜卑旧姓的大斗争中分到一个鲜卑姓氏——大野氏,成为北周亲信贵族,因有这点血脉,李氏家族自然对看待胡人的眼光就与其他朝代有所不同,李世民起兵之初的谋臣、武将圈子里,也有不少是胡族出身:阿史那大奈,突厥族;刘宏基,匈奴族;窦抗,匈奴族;宇文士及,匈奴族;党仁弘,出身西羌;丘行恭,鲜卑人;刘政会,匈奴族;屈突通,奚人;……。高仙芝为高句丽族出身,为大唐征战,立下汗马功劳,王朝的缔造离不开少数民族,在对待这个问题上,自然就宽松了不少,而朱明就不一样了,朱元璋是地地道道的华夏正统,加上幼年的遭遇,对蒙古一直怀有戒心,登基之初,就曾说过:“夷狄,禽兽也。故孔子贱之,以为彼国虽有君然不知君臣之礼、上下之分,争斗纷然。中国纵亡无君,必不如此。是其有君曾不如诸夏之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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