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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丁道：“作忠臣的后果？“说完不等沈傲问，自顾自的道：”天家有天家的脸面，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轻易碰不得，我小时候听人说，大唐的魏征能做好谏官，那是他聪明，他不做忠臣，而做了良臣，良臣，是说象后稷、契、皋陶那样的人；忠臣，是说象龙逢、比干那样的人。良臣使自己获得美好的名声，使国君得到显赫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幸福与禄位无穷无尽。
忠臣则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使国君陷于深重的罪恶之中，国破家亡，空有一个忠臣的名声。以此而言，相差太远了！ ”魏征的聪明之处，在于他明白自己要作什么，一生进谏无数，虽然引起唐皇的反感，但从未驳斥甚至治罪，看见方法之成功。他自己成为古代进谏的典范，李世民成为古代明君的典范，李唐之初呈现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这就是做良臣的好处，君臣和睦，开创大唐盛世，再看看这忠臣，虽然他们一个个忠心耿耿，但并不容易驾驭，他们拘泥于各种所谓的正统思想，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对皇帝也有着更高的期待与要求。他们认为，皇帝一举一动都应该符合圣人之道，不能恣意妄为，甚至连七情六欲也不能有，比这更为要命的是，许多忠臣往往自恃着正义的天平倾向自己，常常直言不讳，甚至为表忠心，侮辱皇帝也在所不惜，这样做的后果也不言而喻，皇帝是天子不假，可有时候也是要脸面，也要尊严，你们忠臣不管不顾，最后的结果，只会让皇帝下不来台，对你们也愈来愈不满，有事情明明知道是对的，却因为忠臣的言语太过莽撞，弄得下不来台，最后还要没答应，效果反而不如做个良臣？“
沈傲听了沉默了片刻，道；“如你所说，这忠臣还做不得了？“
黎丁对于沈傲从骨子里多了几分敬佩，所以才愿意对他继续言语，想了想道：“这话儿对也不对，这，忠臣与良臣虽然并不相同，但也并没有必然的界限：忠臣也可能具有良臣的能力，良臣也可有忠臣的忠心，两者一般不太好区别，但就做事的具体风格而言，忠臣重视的是事情的过程，往往宁折不弯，不计后果；良臣则务实一点，坚持原则性但往往又掺杂些灵活性。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意欲征辟贤隐，粉饰太平。当时有两位贤士，深受王莽器重，一个是汉哀帝时光禄大夫龚胜，一个是齐人薛方。两人都不愿就征，但朝庭都欲强而起之，无奈之下，龚胜采取的是绝食式的抗争，饿至十四日才气绝身亡，薛方采取的方式则相对轻松些，只对着来使拜谢道：“尧舜在上，且有巢由，今明主方著唐虞盛德，小臣愿守箕颍高风，请善为我辞。”使人回复朝命，将事情经过告诉王莽，莽听他称颂自己，很觉惬意，倒也放他过去了。两者当时都被视为贤良，相较而言，龚胜付出的成本、代价更大些，这也是忠臣的成本与代价。南宋岳飞也是位著名的忠臣，他在绍兴年间被任为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时，当时湖北刑狱万俟卨以为这是一个巴结朝廷重臣向上爬的机会，悄悄向岳飞面陈拥兵自卫之计，让岳飞不顾朝廷旨命、扩充兵力、积累财帛，结交权臣，联络党羽，以图大计。岳飞听了，勃然大怒，忍不住将他痛骂一顿，使得万俟卨挟怨而去。
后来，万俟卨为报私仇，竟然为虎作伥，帮着秦桧将岳飞迫害致死，这种结果，大而言之是忠臣不容，小而言之，却也是由于岳飞为人忠直，容易得罪人的缘固。武则天时丞相狄仁杰则相对圆融得多。长寿元年正月，狄仁杰因被武承嗣、来俊臣等诬告谋反，被捕入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也爽快得很，立刻承认：“反是实！”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其收监，不复严备。狄仁杰回到狱中，暗暗地在被单上写明冤情，并通过家人上告武则天，终得辩白冤情，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李氏大唐的江山。岳飞身死，而使北伐成为画饼，狄仁杰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大唐的社稷，这其实也是忠臣和良臣的另外一个差别，所以黎某对于魏征与唐太宗的那番话儿很是赞同，大人浑身傲骨，又满腹学问，若能做个良臣，为朝廷，为天下做点事情，也不无不可，又何必执着于一个“忠”字呢？害了自己不说，还连累家人？“
“大人的一番话让下官好生敬佩，但大人却不明白，忠臣不赖宠而事君，孝子不怙爱而慕亲，下官并非要做什么忠臣，我这么做，只是不想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吧了，昔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 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 公不说（音悦），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贵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 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奚死焉？谋而见从，终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难而死之，是妄死也；谋而不从，出亡而送之，是诈伪也．故忠臣也者，能纳善於君，不能与君陷於难．今日陛下不愿意纳谏，下官不才，愿做一个忠臣？”
“你这是何必呢？”黎丁叹了声道，看得出他对眼前这个一身傲骨的读书人充满了敬意，如今这个世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不念过往，英雄无悔，不畏将来，志存高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那些六道十三到起初到是一个个不怕死，可结果如何，一番恫吓后，乖乖的退出了皇宫，与他们来说，这里是一所名利场，来了便是名利，一旦名利的面具被撕下，他们也就去了坚持最初的动力，最后不过一场闹剧罢，唯独眼前这个身材消瘦，脸庞刚毅的读书人，一如既往，不为名，不为利，甚至不计生死，为的就是将利于朝廷的话儿送上去，做了一个臣子最后的本分，这样的人怎能不让人敬佩呢？
“皇上是要杀了我吧？“沈傲淡淡的道，仿佛说的不是自己的生死。
黎丁摇了摇头道：“没有，皇帝说大人是比干，他不做比干，所以不会杀大人，只是让我先把大人抓起来再说！“
“既如此，那大人请吧？”沈傲伸出了双手淡淡的道。
黎丁依旧摇了摇头道：“不用了，本官虽是个侍卫，但看人的本事还是有几分的，大人前几日便与妻儿告别，今日一早又抬着棺材前来，早就没打算跑，既如此，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大人跟着我走便是？“
沈傲道：“多谢了！“
黎丁道：“大人客气了，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若来日皇帝要杀了你，我一样不手软？“
沈傲道：“下官明白！“说完，不再多言，跟着黎丁默默的走向宫门外。
皇城外，茶楼一反常态，往日过了午后喝茶的人到是有，但如今日这般多，还是头一次，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客人，仿佛就认准了这座小小的茶楼一般，明知道里面的人不少，却偏偏肖着脑袋往里面挤，一时人满为患。
当然了，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今日的天气燥热适合喝杯茶汤润润喉咙外，更大的原因在于皇城的那场较量，自从登闻鼓被敲响后，闻风而来的看客都伸长着脖子看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较量，一时让皇城脚下好不热闹。
因楼下人数太多，杨峥等人的阵地不得不做了转移，先是二楼，跟着是三楼，若不是早先预备了这做雅间，还真未必又什么去处。
张本平日里跟粮草，银子打得交道最多，眼看着小小茶楼里外三层三，这一日的茶汤，就没听过，虽说一碗茶汤只是两文钱，但人家知识放了一大把西湖龙井，然后加入煮得沸腾的茶水，加以冲泡便可，既简单，成本也地，这一日下来，银子可不少，就在刚才，他默默算了下，差不多有五十两银子的收入，看这趋势，今日怕是要破百，这还不算二楼，三楼的雅间，就在刚才他打听过，二楼的二月春一碗茶汤五两银子，整个二楼光是雅间就有十几个，还不用说三楼，这一番计算下来，这个小茶楼一日不少于三百两纹银，这还是保守的估计，看着好不羡慕。
“大人好手段，这里开一家小茶楼，既为了朝廷办了事情，又肥了口袋，还是敌人的银子，啧啧啧……？“张本笑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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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一直有忠臣与良臣之分，但最初以文字说出的，是唐代的魏征。
唐太宗刚刚即位的时候，励精图治处理政事。他多次把魏征叫到卧室里，向他咨询为政得失。魏征一向很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性格又耿直，没有什么能让他屈服的。太宗和他商讨事情，总是欣然采纳接受（他的意见）。魏征也很庆幸遇到了了解自己的君主，就殚精竭虑为他所用，知道的事情全都说出来。太宗曾经慰劳他说：“你所陈说的意见建议，前后有两百多件，如果你不是极其忠诚地为了国家，怎么能做到这样呢？”那一年，魏征被提拔为尚书左丞。有人举报魏征偏袒（自己的）亲戚，太宗让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案，没有发现（魏征）有这样的行为。
温彦博上奏太宗说：“魏征作为臣子，应该注意自己的举止行为，他不能远避嫌疑，所以才招来了这种诽谤，虽然他的本意是无私，但是也有应该指责的地方。”太宗让温彦博责备魏征，并且说：“你以后不能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过了几天，魏征进宫对太宗说：“君与臣和协默契，二者道义上如同一个整体。不考虑公道，只考虑个人行为举止对自己的影响。要是君主和臣子都遵循这个原则，那国家的兴衰，或许就不得而知了。”太宗惊讶地看着魏征，改变了脸色，说：“我已经后悔这样说了。”魏征拜了两拜说：“希望陛下让我成为一个良臣，而不是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什么区别吗？”魏征说：“良臣是稷、契、咎陶那样的人，忠臣是龙逢、比干那样的人。良臣让自己得到美名，使君主得到显赫的称号，子子孙孙世代相传，福禄没有边界。忠臣使自己受到被杀的命运，让君主陷于不仁不义的大恶之名，国家和家庭都失去，只剩一个忠臣的名号。就此说来，两者相差很远呢。”太宗深感魏征说得很对，就赏赐给了他五百匹绸缎。
“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一直都是历代忠臣良臣所面临的界限，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忠臣和良臣常常是合二为一的，忠良也常常成为忠臣的别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两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区别不大，忠臣历朝历代都是备受推崇、大书特书的典范，都是留名青史、流芳百世的英雄，因而，给人的感觉也都是形象饱满、毫无瑕疵的。受着这种观点的影响，在人们的感觉中，忠臣往往也与能臣混为一谈，忠而且能似乎成了忠臣的属性。
事实上，这两个却是并不相同的概念：从衡量标准上讲，忠臣往往侧重于道德水准，是从思想、观念以及行动上符合“天理”要求的人，而良臣往往偏重于能力，是在能力上能够安邦治国并使国民大治的人；也就是说忠臣讲究名声，而良臣更多的是讲究做事，就个人而言，忠臣常常用生命的代价换得百世芳名；良臣的结局则难有定论，往往用自身的努力谋得天下之利，使国君得到显赫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幸福与禄位无穷无尽的大臣。
忠臣往往与奸臣对应，而良臣则常常对应于庸臣。忠臣往往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在董仲舒为汉武帝设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儒家那一套“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义、妇听”的人之太义的思想，尚未成为官方主流思想时，忠臣的市场并不很大，界限也不很明显，活跃在历史上的忠臣也相应减少。特别是先秦时代，伴随着弱肉强食的政治特点，人才们也迎来了展示自身价值的黄金时期，追求良臣，寻求民富国强之策成为各国君主的首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管仲、商鞅、吴起、乐毅、范蠡、大批良臣也就应运而生了。尤其是*着人才优势称霸诸候的秦国，虽然拥有着一大批文臣武将，但基本上是其它国家的空降兵，这些人只是借助于强秦的平台施展自己的人生报负，大抵与忠臣沾不上边。在这个时代，能称得上忠臣的大概只有楚国的屈原了，这位老先生忠心为国，却无罪遭谴，他因此借助于楚辞这种文体，写了一大堆怀才不遇的文章后，干脆对着汩罗江水，纵身一跃，从此，在中华历史上多了一位忠臣，相应地也多了一位昏君——楚顷襄王。屈原的自杀留给时人（后人）的是一种精神财富，并不能改变楚国被灭亡的命运。这就是忠臣的悲哀。
忠臣的市场一直不大，战国时有诸子百家，各种家交汇，思想也是百家齐鸣，早就了那个时代的能臣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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