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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抨击时政,针砭时弊时,少不了对大明的孔夫子诋毁,为了表示与鄙俗断绝,他当众烧毁了《论语》以及孔子编纂的《易》、《诗》、《书》、《礼》、《乐》(今佚)、《春秋》儒家经典书籍,此事在当地传统思想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被当地的保守势力视为“异duan”、“异类”,群起围攻,要把他驱逐出境,他更加鲜明的诋毁孔夫子,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缩继续下去,这番举动引起了大明地方官员的不满,上报朝廷,朝廷一听那还了得,连至正先师都敢这么诋毁,眼里还有没有君父,若不加以惩治那还了得,当下便派了官儿来抓他,谁知他的运气极好,朝廷官儿到的时候,此地的民众,不堪大明凌辱多年,竟竖起了反明的大旗,比起诋毁孔夫子,叛乱显然要重要得多,当地官员不得不将抓捕的事情放下,应付村民叛乱一事,这算是救了他一命,按说吃一堑长一智,这些大逆不道的举动,不该再说,可沈傲不但没有收敛,越发觉得自己做得没错,旗帜更加鲜明的指责儒家是“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仁义道德不过是掩盖他们卑鄙龌龊的假面具,“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
他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义”、“明其道”的宣传,也是以功利为目的的。从功利的观点出发,主张富国强兵。他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针对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现象,他强调武事重要,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 。他提倡耕战,认为“务农讲武,不可偏废”,说“盖有所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
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明朝的儒家好生指责了一番,这番言论立即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被当做警示名言,人人背诵,人人传唱,以不读四书五经为荣,以焚烧儒家书籍为乐趣,人人奋勇抵抗明军,一时让当地大明官儿大为头疼,若说这些到也罢了,偏生他毫不避讳,也不知从哪儿弄了那么一篇自辩的言论,什么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前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一时让天下传唱,眼看事情越老越大,再仍有这个祸端,异类活着,无疑是给大明在安南的统治,造成极大的危害,为此地方官员一番商议,决议除掉此人。
但此人声名太大,若公开处置,对于刚刚正压的叛乱,无疑是火上浇油,重新引起的新的叛乱,所以地方官儿一番商议,决议效仿燕子丹来一个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派武林高手刺杀沈傲。
要说那几个大明官儿还算有些头脑,找的人也算是靠谱,是当地一恶霸,武功倒也不小,平日里喜好杀人防火,想来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到也不是什么难事。
按说此事,那些官儿倒也想得没错,一切按照他们预想的那样,这天深夜,那恶霸找到了沈傲的住所,埋伏了一天,瞅准了时机,便展开了行动。
这天深夜,沈傲正秉烛挥毫,忽觉桌前烛光一闪,猛一抬头,只见一个浑身穿着黑色紧身短靠,手执利刀的人已站在眼前了。“刺客”,沈傲的脑子中念头一闪,“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得小心对付。他微微笑着对黑衣人说: “你是谁?何故深夜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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