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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穷月尽隆冬夜，挨年近晚是除夕。
自文帝朝以降，大汉历经三代贤君治政，将将五十载光阴，终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荣景。
年过半百的老翁老妪们围炉而坐，笑看满堂子孙筵席酹酒，欣喜之余亦不免庆幸，觉着自个上辈子必是烧高香积大德，才能遇着这好年月，活在三代贤君治下的煌煌大汉。
欲使百姓爱其国，非是靠宣扬些空泛口号就能做到的，还得踏踏实实的治国兴邦，使百姓能安居乐业，生活富足。
正如后世华夏的所谓八零后九零后，往往比他们的父辈更爱国，只因他们生长在华夏经济大发展的年代，亲身体验到生活不断在变好，且更具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也就不会觉得“国外的月亮比较圆”了。
嗯……或许某些公知精英不在此列，“皿猪灯塔”即便送来狗屎，在他们眼里都是香甜可口的。
得民心者得天下，皇帝刘彻深悉此理，故才以“寻获”泰阿剑和册立储君为由，下旨飨食万民，着少府出赀百万金，赐予举国老幼及鳏、寡、孤、独者不少布帛钱粮。
此乃以身作则，大汉非但要继续提倡尊老爱幼的好传统，更要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不忘关怀社会弱势群体，不求弥平贫富差距，不奢望实现全民富裕小康，至少不可出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形。
皇帝已然做出表率，地方官吏乃至世家豪门自是要大力响应的。
郡县官府本就与遍布各地的慈济善堂办设有常置的粥棚，向食不果腹者施饭赠粥，不少世家大族近年来也纷纷效仿，逢年过节就会向当地百姓布施些钱粮布帛，既可行善积德，亦能获得好名声，有利族中子弟日后出仕任官。
虽说难免有四体不勤的懒汉或爱贪小便宜的老百姓蹭吃蹭喝，但毕竟为数不多，布施之人也不会太过在意，这点钱粮能值几个大钱，没甚大不了的。
天家普惠万民也非今岁才有，故大汉百姓对此已是惯见，虽是更为感念天家恩德，却也没太过意外，顶多给堂上供着的那太上皇和皇帝的长生牌位多上柱香，期盼两位圣君长命百岁，也冀望太子殿下日后也能如此勤政爱民。
外邦之人对此却是惊诧艳羡，惊诧的是外邦使臣，艳羡的则为外邦商贾。
大汉在不断对外拓展通商渠道的同时，亦对内放宽人口流动的诸多限制，百姓迁徙虽尚需到官府册籍待审，但不再似过往般必须要凭官府发放的凭证才能前往外地居住。
商誉良好的外邦胡商若有世家大族或汉商巨贾为其作保，也可往长安公府申领通行凭证，前往各郡县购置货物，但不得随意投宿，必须要前往各地官府明定的客栈登簿入住。
为胡商作保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大汉百姓虽无太过强烈的排外主义，但对“化外蛮夷”确是较为鄙夷的，尤是对肤色长相与汉人差异较大的外族人，百姓的态度着实算不得友善。
要晓得，在铁血尚武的大汉，民风何其彪悍，寻常百姓又多是“文盲”，可谈不上甚么谦恭守礼。
胡商若与汉民发生口角争端，闹到官府去，汉官往往会较为偏向汉民，毕竟是人治大于法治的年月，官员在断案时鲜少刻意掩饰自身的偏向性，甚至是赤果果的偏袒汉民。
虽说能拿到公府凭证的胡商都有些来头，但为其作保的世家权贵或豪商巨贾却是不敢凭借自身权势向官府施压，否则传扬出去，被老百姓扣上“阴私蛮夷，欺压汉人”的大帽子，那名声真要臭大街，跳入大河都洗不清的。
皇帝刘彻也曾听得贤王刘非和国舅田胜为此诉苦，却是不以为意，大汉现下压根无须为胡商提供甚么友善的经商环境，他们既是想自个到各郡县购置货物，免得被汉商从中赚取高额差价，那就要有承担风险的心理准备。
刘彻身为大汉皇帝，非但不能胳膊肘往外拐，亦不可对汉商和胡商一视同仁，否则和后世华夏某些跪舔欧美的公知精英有特么甚么区别！
事实证明，在丰厚利润之前，商贾是难以抵挡住诱惑的，汉商如此，胡商亦如是。
饶是晓得大汉百姓不太待见他们，前往长安公府申领通行凭证的胡商仍是日渐增多，甚至为公府定额发放的凭证强破头。
不少世家权贵曾想找些门路，为与自家有巨额生意往来的胡商寻求更多的通行凭证，奈何大农府商部坚持不允，从陈诚手中接任商部少卿的桑弘羊端是谁的面子都不给。
虽说桑氏乃商贾世家，且世代居于洛阳，非是长安本地的“地头蛇”，奈何桑弘羊深蒙皇帝信重，太上皇更已下旨为他赐婚，过得春祭便得尚公主，成为大汉驸马了。
那是泰安公主，太上皇的幺女，皇帝的同胞幺妹，集万千宠爱与一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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