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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断重复修正，最终还是能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唯有那些坚持独尊儒术，极力贬低诸子百家，认为儒学大义不可变的腐儒们，才是造成后世儒学走上歧路的罪魁祸首。
单从这一点上，刘彻认为胡毋生要比董仲舒靠谱得多。
虽然统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学大家，而且都是汉初传公羊的始师，但是细分起来，胡毋生限于说经，是学问家，是经师；董仲舒则长于论事，搞实用经学，是鸿儒。因此董仲舒也是公羊学派中的佼佼者，甚至他对公羊春秋的具体阐发比胡毋生还要深刻，但始终只是公羊学派的实践者，并非是公羊学派的宗师。
刘彻作为穿越众，并不太过担心具体执行层面的问题。对于董仲舒这样的执行者，他可以培养出不少。但是对于胡毋生这样开明而求新的理论宗师，刘彻是极为在意的。
大汉帝国在经过刘彻安排的工业化进程后，必定能愈发强盛，但是对于文化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便需要这些宗师来协助。这也是刘彻为何要费尽心思让皇帝老爹兴办太学的主要原因，经过后世新中国急速发展后文化缺失的年代，他深深的明白，光光靠科技进步，无法真正让中华民族走向长久的强盛。
后世的腐儒们对“外儒内法”的公羊学派大加挞伐，甚至试图将“内法”的精髓抽调，剩下本就残缺而扭曲的“外儒”。却不知在汉初之时，公羊学派的宗师们讲究的乃是儒法结合，而不是互不相容的外儒内法。
刘彻沉吟片刻，向公孙弘拱手道：“小子得闻先生之言，方知晓何谓微言大义。先生如今已入太学就学，想来不久后便能出仕为官，不知今后何以为政？”
公孙弘心中暗喜，知道眼前的贵人对自己有了几分重视，但脸上却满是淡然，捋着长须微微笑道：“承小友吉言，鄙人若是得以为官，自当学以致用，将公羊学派发扬光大。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如今尚未知晓他曰职属，倒不知当如何细谈。”
刘彻淡淡一笑道：“先生倒是谨慎，不过今曰乃是你我二人私下小叙，些许笑谈，定不会传扬出去。先生若是信得过小子，便无需多虑。若是先生将来有幸执掌相位，当如何施为？”
“鄙人少为刀笔小吏，颇谙律令政事，若主掌律法，施政时自然不免法术刑名痕迹。”公孙弘不由一愣，脑海中急速转过无数的念头，却很快定下主意。他稍微整理了思路，缓缓道：“依鄙人所见，为相之人当糅合儒法，以天德、和合、礼义等概念，来调和、包装法术刑名。如此既有儒学的调节功能和煌煌形象，又维持了法术的实用功能，灵活而实用；既涤除了儒学博而寡要之流弊，又扫却了法术惨刻深急之痼疾。”
刘彻认真的倾听着，心中暗道果然如此。公孙弘的政治思想比董仲舒的稍稍柔和一些，没有提倡外儒内法，形成表面上的“独尊儒术”，而是希望能糅合儒法，和其师胡毋生乃是一脉相承的主张。
刘彻发自内心的敬佩道：“公孙先生兼容并蓄，毫无门户之见的风范实在让人钦佩。然小子还想知道治世之道，先生可否教我？”
公孙弘愈发的感到怪异，觉得眼前的少年目的并不单纯。然而他也不认为出身高贵的少年会来算计他这个年老力衰的一介布衣，便也硬着头皮道：“首先必须重视律法，为臣者应当遵从法令，决不可随意违法，所谓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其次，为君者要牢握权柄势位，熟谙政治权术，擅生杀之柄，通雍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再次，为君者还应当赏功罚罪，罚当罪，则歼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循名责实，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以利害御下。”
刘彻闻言，宛如醍醐灌顶，浑身舒畅。他穿越十余载，在书库中海量资料的支持下，固然能推动大汉的科技进步，但在治国经世的理论上，却只能自己揣摩。即便是太子太傅卫绾为他讲习，也大多只教授黄老之术，稍微讲授到儒学思想，也是泾渭分明的划分清楚。
只有如公孙弘这样的公羊大家，方能糅合儒道，提出其治国经世的具体方法。毕竟公羊派是当代唯一早早开始研究儒道融合的大流派，胡毋生更是使得公羊学说条理化，以便提纲挈领，掌握要点。
刘彻心意一动，急不可待的起身离席，躬身告辞道：“小子今曰得蒙先生教诲，实在获益匪浅。如今有些心得，需早些回去细细记下。只得先行告辞，下次再来叨扰先生。”
公孙弘不由一愣，心里隐隐有些失望。他还先前当这少年是前来太学替其家族招揽人才，却不想竟如此草草了事。只是这少年已提出告辞，公孙弘也不好强留，只得摆出一副宽厚和悦的表情，缓缓起身恭送。
望着少年及其侍从渐行渐远的背影，公孙弘无奈的摸摸鼻子，复又缓缓的走向藏书阁，争取能在晚课前再多翻阅些珍贵的典籍，吸取百家学养。
（呼呼，不太容易写的章节，却又不得不写，文化体系改革的基础，不喜欢看的兄弟们请多包涵。）(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