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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曲军上课听讲，下课写作业，回家后忙于《一年级大个子二年级小个子》的“翻译创作”，这部作品全书8万字，哪怕不动脑子的当个搬运工，写字也能累得手抽筋。
当然了，真正的翻译家不会像曲军这样赶工，一部8万字的作品搞上两个月三个月的很正常，对他们来说，文学翻译是基于原著的“再创作”，必须精雕细琢，务求严谨。
曲军却只求短平快。
八十年代早期，是文学翻译野蛮生长的黄金年代，一方面市场需求极其庞大，大多数家庭还买不起电视机，也没有后世的电脑和手机，年轻人玩不起别的爱好，一茬一茬的变成文学青年，或者附庸风雅的伪文学青年，随便拉出来一本外国文学翻译杂志，每期都有几十万的销量，堪称这个年代的“顶流明星”。
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文学翻译的环境非常宽松，社会上有很多人觉得外国的月亮更圆一些，华夏的本土作家必须在国外获得一个三流四流的文学奖，才能在国内出头，外国作家却自带高大上的光环，如果得过诺奖或者诺奖提名的外国著名作家，绝对被当成大文豪来崇拜，翻译他们的作品，很容易投稿发表或者出版实体书。
另外在八十年代早期，华夏还没有版权法，没有版权局，也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在版权、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这一块，华夏实行的是另一套游戏规则，版权之类东西都属于国家，不应该被某个人私自占有，更不应该用来赚钱牟利，外国作家的文学作品既然已经公开发表，也是属于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
简单一句话，规则不同，观念不同，时代不同……
现在根本没有“盗版”这个概念，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需要取得原著作者的同意，也不需要分给他版权费。
无论在道德层面和法律层面，都无可指摘。
这是一片蓝的发黑的蓝海，前途和钱途一片光明，不好好的参与一下，对不起脑袋里的随身图书馆。
曲军一直奋战到星期天晚上，用掉了几本稿纸，终于完成整本的《一年级大个子二年级小个子》，其间很小心的没有被父母发现，写完的稿子都放进抽屉里锁好，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但是曲峰和他住一个屋，实在避不开，被他发现了这个秘密。
“写什么呢？这两天看你一个劲的写。”
“写小说。”曲军言简意赅，不想说太多。
“写小说？写小说你应该向我请教啊。”
曲峰却来了兴趣，从靠着的床头直起身来：“我初一就写过一本小说，书名《五侠七义》，主人公和我一样叫曲峰，其他人物也是我们班的同学，对了，这本书里面还有你呢，不过4岁的时候就被邪派魔头杀掉了，后来我给你报仇，把魔头一家杀得鸡犬不留……”
曲军停下笔，转身看着曲峰问道：“我才4岁，邪派魔头为什么要杀我？”
“要不然他是邪派魔头呢？坏人杀好人还要理由吗？”
曲峰露出“你连这个都不懂还写个球的小说”的鄙视表情，重新往床头上一靠，又举起手中的《环球文学》杂志：“写小说不是那么容易的，好好学习考大学才是正路，不过你放心，我不会打你的小报告，反正咱爸咱妈都没有读书的遗传细胞，你考不上大学，当工人也是一辈子的铁饭碗。”
在曲峰想来，曲军写小说就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用后世的话说就是中二病发作，三分钟热度后，很快就会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不用大惊小怪的当成一回事……
夜色深沉，曲峰已经睡着了。
曲军把手稿仔细检查了两遍，确认没有错别字，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粘好封口，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藏压岁钱的塑料皮日记本，取出五毛钱。
平信只要8分钱邮票，但是8万字的稿子肯定大大的超重，而且还要寄挂号信，五毛钱不知道够不够，曲军又拿出两张一毛的纸币。
哎呦，竟然有一张品相不错的“红一角”，这个肯定不能用掉，收起来再换一张。
“红一角”纸币在十年特殊时期被大量的回收销毁，物以稀为贵，后世里成为钱币收藏界的珍品，虽然没有大名鼎鼎的80版猴票值钱，也升值了几万倍。
随随便便就能碰到一张“红一角”，让曲军不由得感慨，对重生者来说八十年代简直遍地都是宝，赚钱的机会不要太多，唯一有点难度的，只是怎么挣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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