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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过去的那帮地主老爷们和官老爷们的做法没什么不同。
土地依然不是我自己的。
说不定今天你一句话这个土地是我的，我傻傻的努力耕种，那明天再一句话，这土地连带土地上的收成就都不是我的了。
那我还要费心费力伺候土地？
直接摆烂才是最好的。
要不要支持你们也就成了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尽管你们的所作所为很友善。
但是土地不是我的啊！
我要土地啊！
古代农民群体普遍有短视的特性，看得到且只看得到眼前的好处，土地如果不是他们的，那么他们就没有生产积极性，也就不会支持苏咏霖和胜捷军了。
所以在胜捷军后期和光复军时期，苏咏霖已经在纸面上设定了土地国有制度，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依旧是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且官方不进行干预。
这一点一直到明国建立之后的如今也是如此，实际上农民依然可以自由买卖土地，以此维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实现明国庞大的恢复发展需求与军事需求。
只有加入集体农庄之后，农民个人的土地才变成集体所有，才不能任由私人随意买卖。
在这样的前提下，让农民感受到土地属于他们，农民为了保护自己得到的土地财产，才会拼了命的生产、拼了命的支持胜捷军和光复军。
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革命教育，砸碎他们心里的枷锁，让他们发自内心的认同胜捷军和光复军，才真的让胜捷军和光复军与农民绑定在一起，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子弟兵。
农民们也始终维持着对苏咏霖的高强度支持，有极高的生产积极性与活跃性。
有这样的前提，苏咏霖和胜捷军才能在最初的革命行动中度过最危难的一段时间，获得足够的粮食和兵员支撑，成功站稳了脚跟。
而为了始终保证这一政策的积极性，抑制其负面作用，革命宣传和把地主挂上东南枝的实际操作就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复兴会的基层组织也在这一时期对土地买卖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监视，对各地区土地买卖的趋势进行统计分析。
若是发现某个地区的土地交易频率超乎寻常的高，他们就会去看看这一地区是怎么回事，是谁导致的土地交易频率如此上升。
不过好在大部分地区的地主阶级被铲除的比较彻底，农民们又刚刚翻身，普遍没什么钱，土地买卖情况比较简单好控制。
尤其是在洪武三年四年大清洗运动之后，地主阶级被成建制的彻底消灭，大明国内各地方土地交易几乎停滞。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咏霖开始试推集体农庄政策，打算试试水，看看农民在实际困难面前会不会想要做出改变。
一旦他们接受了，集体农庄政策确立了，那么实际上也就完成了从土地私有到土地公有的转变，土地公有制也就不再是纸面条款了。
农民们熟悉这个和徭役一个种类的工程制度，不觉得奇怪，甚至觉得做工是天经地义的。
只是明国治下这个工作不仅管饱饭，还给工钱，算是雇佣，比之前连饭都管不好的徭役要好的太多太多，所以农民们很难割舍这个不仅吃得饱也吃得好还有钱拿的工作。
有肉吃，有钱拿，切切实实的好处非常吸引人。
但是同时他们也不能割舍土地上的工作，不能不种地，种地才是他们的主业，不种地就没有粮食吃，就没有安全感。
两难的问题摆在面前，他们很难选择。
而恰如其时的，大明国给了他们一个选择。
集体农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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