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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的记载还是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等先秦史籍的记载，到底要用何种态度对待尧舜禹时代的禅让传统。
以及究竟如何确定明确的年份。
这些争论持续很久，且越发激烈，从洪武三年争论到洪武四年年中，最后被苏咏霖叫停。
“这次华夏纪年法的确立，主要讲究一个真，讲究一个准，我们要秉持着负责任的态度，将最真最准的纪年颁布出去，这是要传于后世且有着非常重大意义的，不能以你们個人的好恶作为准则。
我说过，纪年的同时，需要有非常明确的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来作为补充和作证，让全体国民都能清晰明白的了解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对于整个华夏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修史，为的是明古今，明得失，还要让人们知道今夕何年，他们活在什么时候，让他们有一种真真实实活着的感觉，而不是稀里糊涂的一辈子就过去了。”
苏咏霖训斥了争论不休的史官们，然后亲自拍板做出决定，以目前所能确定的最早的确切纪年——西周共和元年作为华夏纪年元年，以此作为锚点，向后展开，记录历史，梳理年份。
这一决定遭到了不少国史司史官的不认同。
他们觉得若是以共和元年作为华夏元年，岂不是等于否认共和元年之前的事情？
共和元年发生的国人暴动固然是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在此之前的诸多事件，尤其是武王伐纣西周建立周公辅政等等，不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吗？
夏商周三代，还有向上追溯的三皇五帝之类的，这些都不算数？
苏咏霖对此的解释也是否认的。
苏咏霖认为这个华夏元年的锚点可以是暂时的，他选择共和元年作为锚点，不过因为共和元年往后的历史有迹可循、可以梳理，而在此之前争论不断，怕是争论个十年八年也没有结果。
那还要不要梳理华夏历史大脉络了？
所以他的看法是，可以先用最大的精力将共和元年之后的历史进行梳理，将这段从共和元年一直到洪武年间的历史给整顿出来。
至于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整顿，搜集古代典籍，进行慢慢的梳理，争取将共和元年以前的事情都给梳理出来。
等确切的梳理出来之后，有了充分的佐证之后，就可以将华夏元年的时间往前提，则后来的一切年份都可以顺势往前移。
到那时候就是简单的加减法了，因为之后的年份是确切的，没有争议的。
“修史重要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要让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重见天日，公告天下，让大明子民悉数知道我们华夏的悠久历史传承，而不是将神鬼之说都投入其中，走入歧途。
共和元年以前的事情，我们可以投入精力调查，我也觉得很有意义，比如武王克商，比如汤武革命，比如大禹治水和夏启继位，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去调查的事情。
在调查清楚之前，可以以个人身份对历史作出假说，你们也可以用个人身份著书立说，提出假说，表达你们自己的意见，可是作为大明国官方，是不宜将其公示天下的，以免引发天下人对历史的误解。”
在会议上，苏咏霖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这个看法经过内部讨论之后，得到了国史司的一致认同，于是国史司以此为标准，定下了明国对待历史的态度和修史的原则。
即不以一朝一代历史为重，而是着眼于整个华夏脉络当中的历史。
不仅要把共和元年之后的历史整顿清楚，也要竭尽全力将共和元年之前的历史调查清楚，复原真相，揭开迷失岁月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