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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进步，促使工人阶级必须掌握更多的知识，进而拥有了足以对抗资本家的力量。
回到十四世纪或者说十五世纪这个时代，技术的进步是首要的，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技术的沉淀已经非常充足，很多东西都只需要临门一脚而已。先捅破这层窗户纸，具备了物质条件，后面很多事就好办了。
而比较麻烦的是思想变革，毕竟儒家思想统治天下已经一千多年，早已深入人心。加之又得到了至高无上的皇权支持，一两个人要想撬动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就只有先把另一条发展的腿立起来，达成了两条腿走路的格局，再边走边敲这个乌龟壳，就算是再硬，敲开也只是迟早的问题。
可要立起新兴资本主义，也绝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第一步的扶持对象上，就是一件顶天麻烦的事。
原本勋贵集团是一个很好的改造对象。
他们不属于传统儒家圈层，在可见的未来也不可能融入这个圈层，哪怕是他们同样读书也不行。加之其在朝堂上又有较强的话语权，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政策，很容易就能与儒家思想的代表，文官集团抗衡。而且他们手中各自都有不少的经济产业，只要稍加改造，就是理想的垄断资本家，至于残留的封建属性什么的倒是不重要，先解决有无问题再说。
然而仔细想想，这条路走不通。
第一个问题是皇帝。正是因为勋贵集团本身已经具备了极强的力量，所以皇帝必然会对之有忌惮。本身勋贵集团就和国家武装密不可分了，如果再使其经济力量无限膨胀，那很快就会触碰到皇权的红线。或许这在欧洲不算个事儿，但在中国，不行！
第二个问题是示范和带动效应的问题。推动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最重要的不是其诞生初期，而是未来发展。正是因为勋贵集团的本身实力已经够大，所以其很快就会利用手中的特权搞垄断，在政策支持上也不会支持开放式的政策，甚至会谋求长期垄断特权，这对于社会性的转变是不利的。很简单一个道理，很多事，勋贵可以做，但普通老百姓是做不得的。
可除此之外，徐钦一时也想不到有什么真正可扶持的力量。普通地主阶级，具备广泛的覆盖面，可思想已经太过保守。真正的商人却又还太过弱小，如果是两百年后的晚明时期，可能还有点儿希望，但现阶段培养和扶持他们，基本上就算是白手起家。
直到这些原本上不得台面的江湖人士集团出现在徐大少的视线内，才让他突然眼前一亮！
以后世的眼光看，他们确实可能有些落后和反动，但现阶段而言，却是极佳的素材！他们野蛮，正好适合在这个初级阶段的野蛮生长土壤！甚至在可见的第一阶段全球市场当中，这种半武装、半暴力的组织最合适帮助落后地区。他们没文化，这也不重要，在二十一世纪的人看来，这个年代九成以上的都与文盲无异。说白了，只要有一定的力量，有冲劲，就有希望！
所以徐钦费尽心机，甚至冒险行事，将樊云引入瓮中，为的就是要把他们忽悠到自己给他们设定的道路上来。
樊云虽说只是个十四世纪的江湖人士，不懂什么经济理论，可却无疑是极为精明的。在有徐钦的特意说明之下，即使不能看到这种新模式对未来世界的改变，但至少能明白这种新模式给他们自己带来的绝大好处。
企业，尤其是股份制企业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其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大幅度地提高效率，生产的效率、创造的效率、敛财的效率。至少对现阶段的樊云而言，将其创下的基业，永恒地传承下去的可能性，仅仅是这个诱惑，就足以让樊云心动。
而股份制企业是所谓的“现代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而它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制度基础！不管是资产阶级本就当政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现代经济体系”始终都是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保障才有可能健康发展，否则就算是把微软、苹果之类的体系搬到津巴布韦、索马里，也会被钞票上那数不清的零蛋，或者青年俊杰们手中的卡拉什尼科夫虐得体无完肤。
而若是在十四五世纪的大明帝国，制度保障从何而来？自然是从真正的封建统治阶级那里得来。
这就是所有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
樊云纵横黑白两道多年，自然也深知谈判的要领，在己方处于明显的劣势，且直接动用拳头也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美人和美酒。尤其是徐钦至少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个少年，就算智计妖孽了些，但往往这种人一般来说都更为轻狂。因此樊云起先绝口不提核心问题，只是装模作样地探讨起了细枝末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