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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瓜
2005年6月，我接到重庆这边一个老师父的电话，这位老师父在去世之前一直是重庆道教协会的元老，早年跟很多我们这行当的人一样，四处收妖捉鬼，非常威风。而听他的徒弟说，早年的他是一个性子刚烈的人，遇到一切他认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他所秉承和信奉的，一律都是打了再说。正是因为当年他那么勇猛，才在西南地区的道家人当中，树立了相当高的威信。这位师父名讳不敢提，全真龙门派传人。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由于年岁的关系，很多以前看不穿的事自然就看穿了，自己多年来坚守的人鬼不共存的原则也逐渐动摇，但是要他放弃自己恪守的规矩他还是做不到，岁数大了，再冒着危险干这个行当，已经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于是他就开始潜心下来，修道悟道，不再干涉鬼事。
这位师父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在我2002年回重庆的时候，一方面得考虑不能过于锋芒，从而招致其他门派同行的仇视，另一方面我也得靠这个吃饭，虽然年纪小，但是我通过那几年积攒的人脉，认识了不少人，也帮助过不少人，尽管都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秉着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原则，我也算是在重庆这个故乡，以滇南四相道的名义，开宗立派。所以在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点意外的。因为从来都是我们做晚辈的给他们打电话，但是他在之前一次聚会里既然相互认识了，我也给了他自己的联系方式，平日里也抽时间打个电话，随便闲聊几句，那意思就是在说，师父，你可别忘了我这个小人物啊。于是当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想要我代替他去接待一个人，说那个人是他几十年前的一个故交，而这次来重庆，也是为了一个死人的事情来的。他自己岁数大了，身体条件上已然不允许，于是就让我去，等到这件事过去之后，如果他的那位老朋友觉得我是个可靠的年轻人，他会帮着我把这件事传出去，让大家多多认识我一下。
所以这件事无关乎钱不钱的问题，就算是我自己倒贴钱，我也一定要去。
于是老前辈只给了我一个到机场接机的时间，和对方的姓名以及一个电话号码，然后就说剩下的你直到搞不定，再给我打电话。于是那天我按照航班抵达的时间提前去了机场，并且给老前辈给我的那个电话号码发去短信，说我是特别来接您的小李，请您下飞机后给我回个电话什么的。等到旅客开始走出航站楼，对方打来电话说已经下了廊桥，等取了行李就出来，我告诉对方说，那我就在出口对面的咨询台等您就好。挂上电话后，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老前辈的那位故交，在我想象起来的时候，应当跟那位老前辈的岁数差不太多，但是电话那头，却是个说国语的年轻女性。
于是我就在咨询台那儿等候，顺便也调戏了一下机场的地勤小姑娘。接着我被人拍了拍肩膀，我转过头去，虽然我知道是我要等的人来了，但是看到她的时候，我还是惊讶了。
她看上去估计二十六七岁，而我当时二十四岁，个子比较高挑，穿着明黄色的连衣裙，最要命的还是紧身的。中短发，头发的末梢，看样子是烫过，略微卷曲。化了点妆，却是淡淡的那种，眼睛很大，睫毛很长。从我多年研究日本女性的经验来看，她的睫毛绝对是真的，但偏偏又很长，于是我站在她的面前，看着她眨巴着眼睛，有种扇扇子的快感。虽是短发但是却把一部分头发塞到了耳朵的后面，于是我还看到了她耳朵上那个朱红色的耳环。脖子上有细细的一根项链，左手拉着一个粉红色的拉杆箱，箱子上贴满了各地的托运标签，手腕上也戴着一个大概跟耳环差不多材质的红色手镯，另一只手上提着一个金黄色链子的红色小手包，脚上也是穿着红色的高跟鞋。
如果单从审美的角度来说，这个女人是属于“美女”那一类的，我这个人很奇怪，对待男性和女性就外貌来说还是有差别的，在我看来，男人只有“帅”和“不帅”的区别，而女人除了“美”和“不美”以外，还多了一个“丑”。所以我必须承认，当这个女人出现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弹出了美女这两个字。而从她的穿着来看，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女人有一定的精神洁癖，或者说是强迫症，否则这六月的天气，怎么会穿的好像番茄炒鸡蛋一样。
于是我装作镇定，对她伸出右手呈握手状，对她说吴春生老师你好，你叫我小李就好了，这次来重庆，X老师特别嘱咐我来负责接待你，你来这边的打算可以直接跟我说，我会尽力给你办妥的。谁知道她扑哧一声笑出来，伴随着一个用手捂嘴的动作，这也让我看到了她的手指甲，当然，也是涂成了红色，很像是要来复仇的女鬼。她对我说，你误会了，我不是吴春生。接着她把身子一侧，指着她身后说，这位才是吴春生。我越过她的身子看过去，她身后不远站着的一个不算很高，但是挺矍铄，带着金丝边的金属框架眼镜，镜片是茶色的，头戴一顶棒球帽，穿着黑色夹克和牛仔裤大头鞋，夹克里是一件白色衬衫，手里拧着一个墨绿色旅行袋，还带着一根拐杖的老人。番茄炒鸡蛋姑娘对我说，这个老人是她的爷爷，她叫吴雅婷。
我瞬间有点慌乱，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挺丢脸的一件事，尤其是在美女面前丢脸，那会让我非常痛苦。于是我走到吴春生老人跟前，接过他手上的包，然后把手放在他的腋下，打算扶着他走，他却微笑着跟我说，年轻人，不用了，你看我用拐杖，其实也就是稍微省力一点，我身体还行，不用搀扶。
奇怪的是，眼前的这俩人，虽然是祖孙俩，但是口音却用挺大的差别，老人说话的声音字正腔圆，一股子北方味，但孙女却有点嗲气，估计那国语水平也比我好不了多少。吴小姐走到我身边说，他们是转机过来的，所以比较劳累了，既然老前辈让我来接待他们，于是希望我先带他们到酒店安置，我说好，赶紧接过她手里的拉杆箱，然后带着他们走出航站楼。
我把车打着双闪停在路边的，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没被警察叔叔给开罚单甚至拖了去我感到很庆幸，因为那并不是我的车，而是我借的我舅舅的车。我总不能开着我那二手桑塔纳去接人吧。上车后我问吴春生老人说，请问您的酒店是在什么位置，他告诉我，在解放碑。我迅速在脑子里回想了一下解放碑附近的酒店，万豪、洲际、海逸等，这老人祖孙俩看上去日子过得不错，想来是不会去住那种不带星的酒店的，于是我问他说，是万豪还是洲际呢？老人呵呵笑着说，都不是，在炮台街那一带，我们已经定好了快捷酒店了。
快捷酒店，看样子这祖孙俩也不是胡乱花钱的人。不过这倒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身为一个重庆人，我竟然不知道炮台街在哪。于是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对吴春生老人说，对不起吴老师，我不太清楚炮台街在哪，解放碑那一带我比较熟，可是我好像还没听说那边有个炮台街，您是不是记错了？他笑呵呵的，声音洪亮，他说没记错，就是炮台街，你们现在叫沧白路。我说收到，现在就去。但是我心里在嘀咕，沧白路就沧白路嘛，你偏得跟我说什么炮台街。
于是在路上的时候，吴老告诉我说，几十年前他还在重庆的时候，那地方就一直被人叫做炮台街，但是并没有炮台，而是在古时候那儿面朝嘉陵江，又在半山腰上，所以视野开阔，是个军事要地，于是古时候的将军就在这里设立了很多大炮，就叫做炮台街。而现在的沧白路就在洪崖洞的上方，那儿的确有吴老说的那家快捷酒店，我心想人家大老远来一次重庆，洪崖洞是个不错的地方，而听吴老先前的说法，说他几十年前就在重庆，我想这次也算是故地重游，到沧白路感受一下老重庆，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机场到沧白路还是有一段路的距离的，所以我尝试着跟他们聊天，也乘机打听下他们此行到底是什么目的。由于之前注意到祖孙俩的口音有些不同，于是我就问吴老，说你们是哪里人？吴老告诉我说，他是山西太原人，我再问他贵庚了，他告诉我，他已经83岁了。我说老人家身体挺仙健的啊，他乐呵呵的就没有再说话，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两眼呆呆的望着窗外，一副感情饱满的样子。于是我找不到理由去打扰，如果他真的作为一个几十年后重新踏上重庆这片土地的故人，那么他和这座城市必然有着那么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也许是因为生活的城市不同，他没有办法留下来，所以这次回来，才倍感怀念吧。当然，除了透过后视镜打量后排座窗边的吴老外，我也偷偷瞄了瞄副驾驶上，吴姑娘的大腿。这很容易造成车祸，我是知道的，所以我特别把车速稍微减慢了一点。
吴小姐跟我说，她和爷爷是来自台湾，这次回内地来，一是为了寻根问祖，二是拜访旧人。自己父母要帮着哥哥嫂嫂照顾孩子，也走不开，自己恰巧在台湾拿到了美国一个大学的留学申请，所以乘着这个机会就跟着爷爷一道，一方面照顾下他这个老人，一方面也是回来看看同胞的情况。
我虽然对台湾印象不深，不过她的说法倒是解释了为什么口音不同的原因。对于台湾，我只知道那里是国民党的地盘，他们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都说自己是中华台北队。而台北是一个城市，中华台北，根子还在中华，起码人家还没有把自己放到一个国家的高度上。对于政治问题，我一向是不会多说的，两岸的关系和情况不同，所以人民在认知的角度上难免会有偏差，这就好像金大胖二胖三胖告诉他们的人民，三八线以南是敌人的土地，是傀儡的政权一样，所以多年来朝韩之间骨肉分离的事情不在少数。而对于台湾同胞来说，我向来还比较客观，起码老一辈的台湾人，几乎都是中国大陆移民过去的，于是我猜测坐在身后的吴老，八成也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和故土分离，到老了，气氛松懈一点的时候，才回到自己的家乡。恰好那一年，一个叫宋楚瑜的人，在自己的家乡湖南，用地道的湖南话对乡亲们说，乡亲们，楚瑜回来了。不管是装腔作势还是在作秀，至少我从那句话里，听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渴望。
于是我大着胆子问吴老，您是哪年到的台湾呢？他回答我说，1951年。我试探性地说，49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去了台湾，您不是跟着他们一块去的吗？我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问他，是不是当年的国军，跟着老蒋撤退了。他沉默了一会说，49年的时候，他没能走成，于是到香港躲了两年，才辗转去了台湾。
我没继续往下问，因为他说是“躲”了两年。
估计这当中的细节我再问下去就叫做窥探隐私，而且说不定人家还对我产生反感了。不过就这么几句问答，我对这位吴春生老人的身份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他曾是国民党的军官，因为士兵若非是功勋卓著，还是没什么机会跟着大部队撤退台湾的，而我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功勋卓著。因为这样的优秀士兵到了台湾以后一定会被封为高官，就算是退出了政坛，他想要回到大陆来，估计光是通过海关审查就是个困难事，所以我断定他肯定不是士兵，得是个军官，或者是军官的家属。再者，他离开大陆去台湾一定是经历了什么磨难的，否则他不会用到“躲”这么个字眼，而所谓的躲，躲谁呢？这就不言而喻。
一边开车一边跟吴小姐闲聊，吴小姐似乎是对吴老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她也察觉到自己的爷爷不愿意多说，于是她就当起了吴老的代言人。从她嘴里套话就容易多了，她告诉我，这次来重庆，是因为爷爷之前在重庆待过不少日子，有些朋友还留在重庆，尚未去世，拜托我接待的那位老前辈就是其中一个，但是由于是清修之人，有朋而来也不见想必是有原因的，这也勉强不得，而吴小姐还告诉我，此行的另一个目的，也是拜会一位她爷爷故人的遗孤，她说自己爷爷多年来一直有心结，而心结就出在这家人身上。所以特别需要我来作陪。
我有点纳闷，我说我们之前也不认识呀，为什么指定要我来作陪呢，吴小姐笑着说，当然了，我们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爷爷说他有些话憋在心里好几十年了，想要对那位逝去的故人说，算是了却他的一段心愿吧。
于是我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老前辈不肯亲自来而要我代劳的原因，诚如我所说，老前辈看见这些鬼怪，那自然是非打不可，而这次要找的一个灵魂，却是自己老友的故人，自己就算下得去手，朋友面子上也担待不起，于是就让我来，不管我最后的处理结果如何，那就是我的个人行为了。
我突然就对那位老前辈感到敬畏，因为他是见识过我做事的方式的，我和他不同，我可能心肠比较软，往往会把一件事情刨根问底，再非常感性地来决定到底怎么做，他甚至在之前对我直言说，我不适合做这行，因为我投入了过多的个人情感和判断，谁又来判断我的世界究竟孰对孰错呢。可我依旧这么坚持着，为了那些素不相识却不曾离开的亡魂。
到了酒店后，登记完毕我送他们去了房间，当时已经是晚上，我对吴老说今天晚上我来安排吧，我带各位吃点地道的重庆菜去，吴老在关上门的时候说，不必了，今天很累了，迟点自己随便吃点东西就可以，希望我能够在明天一早8点的时候，准时来酒店接他们，因为明天他要去拜访那位故人。没等我答应，他就匆匆关上门，而站在一旁的吴小姐也非常有礼貌地对我说，辛苦了，明天见，然后自己也回了自己的房间里。留下我一个人在酒店的走廊上发愣。
走到酒店楼下以后，我想想觉得还是有哪点不对劲，于是我就给那位老前辈打电话，想说从他那里是否能够在多获取一点关于吴老的信息，因为吴老虽然是长者，而长者通常是睿智的，但是吴老自从我接到他开始，就一副深深的若有所思的模样，让我猜不透，这让我这样的人非常难受，而且心里没底，我以往接触的任何案子，在事情不够明朗的前提下，我会告诉自己这件事情我是没把握的，而没把握的事情我基本上不会主动去做，因为你办好了一千件事，人家可能形成一种习惯，但若是办砸了一件事，那人家可就要记住你一辈子了。这种事，倒招牌，败名声，傻子才会做。
我把我的担忧告诉了老前辈，我说你能多告诉我一点关于吴老这次的目的吗？搞得我现在心里面特别没底啊！老前辈说，吴春生老人和他是在1943年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两人都是毛头小子，吴老还比他小几岁，而当时的老前辈在重庆下半城的道士流派里，算得上是比较活跃的年轻道士，不过没曾出师，也都是在跟着师父营生。而早年老前辈的师父曾给国军处理过一些麻烦事，在军内声望很高，于是吴老就想要认识他的师父，却被拒绝，但是却因此和老前辈而认识了。我说当时你们俩是朋友吗？老前辈说，当初并不是，只是看他也没有什么恶意，当年吴老才20出头，很像自己家乡的弟弟，于是背着师父，他私底下就跟吴老做了朋友。我哦了一声，我问他，那他这次来重庆，你又不见他，他明天说要去拜访的那个人，我也只知道是个死了很久的人，他想要有些话跟这个死人说，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个人的灵魂到底还是否存在，如果不在的话，那不就表示他这趟等于是白来了吗？老前辈说，这个就不好说了，缘到了，道却未必呀，几十年了，也许早就离开了，也许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疑惑道，怎么那人你也认识吗？老前辈说，认识啊，从吴春生的口中认识的，算是神往，但我却从没见过。我们三个是生不逢时，本来可以成为至交，却直到老了，生死相隔的时候，才能够说出来啊。我问他说，你能跟我说说那个死者的情况吗？他说他不能，凡事皆有道，人各在世，各行其道，心结虽需解，但是还得看解不解得开，如果解得开，还能称为是“结”吗？就好像是你得罪了别人，想要请别人原谅你，你的诚意是到了，可人家领不领情，那就不是任何人能控制的了。说罢老前辈对我说，明天你只管跟着去，我不愿意过多参言，这也是你的道，既然让你介入了，你就要走下去，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如果事态变得难以控制，你一定要保证吴老的安全，而对待那个鬼魂，也希望你能够给它个痛快。
说完老前辈就挂上了电话，他这一番话说得我云里雾里的，虽然不能全懂，但是我依稀明白他是要我按照吴老的要求去做一切他要求的事，但是这当中也许会有点危险，老前辈说他和那人是神交，而且没有见过面，所以那个人应当只是吴老的朋友而已。而既然曾经是好友，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事，能让死掉的那一个如此忿恨，滞留了几十年尚且怀有怨念，朋友间哪来的这种深仇大恨？
于是我一夜胡思乱想，浑浑噩噩熬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一早，我应约去了酒店，姑娘还是那个姑娘，不过吴老倒是换了一身行头，他穿了件白色的唐装，黑色的裤子，眼镜还是那副眼镜。我问他们吃没吃早饭，我说这附近好吃的早点可多了，铺盖面肥肠面，包子豆浆油条什么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吴老则跟我说，不必了，直接出发吧，吴小姐也跟我说她早上不吃饭，我心想一定是在减肥。所以我就只能饿着肚子陪他们。我问吴老，您要去的地方在哪，离这儿远不远，他说不远，就在会仙桥。
我告诉吴老，会仙桥我没去过，不过我倒是知道这附近以前有个地方叫做会仙楼，位于现在的民族路附近，在解放碑商圈呢，那一带基本没什么住家户啊，看了看手表说，现在赶过去，应该时间差不多了吧，就是不知道几十年过去了，那个人还是不是每天都去那儿。我说好吧，就招呼他们上车。其实会仙楼那儿离吴老他们住的酒店很近，只不过考虑到他是老人的关系，我想拼着在路上堵死，也不能让人家步行。会仙楼事后我了解了一下，以前的确是叫做会仙桥，这个地方原本有个桥，而桥下的河流其实就是那条通向洪崖洞瀑布的暗河，不过早已在城市建设中没了踪影，哪个桥的由来，是一段传说故事，相传古时候一个打渔的鱼郎在这个桥上碰到了八个乞丐，而那八个乞丐就是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吕洞宾、曹国舅、蓝采和、何仙姑这八个神仙，所以就叫做会仙桥。也就是一根烟的功夫，我就在会仙楼附近找到位置停了车。
几十年重庆的建设可谓是翻天覆地，以前那些老街几乎是找不到了，而会仙楼本是一个老地名，虽说是楼但是谁都不知道这楼究竟在哪，我从吴老的眼中，看到一种迷茫，他告诉我几十年前这里的一条老街，如今却怎么都找不到了。还好我对解放碑一带比较熟，按照他的描述，我在心里加以排除法，因为他告诉我当年那条小路的石阶上是能够看到嘉陵江的，所以就一定是在靠近北面的一侧，一边打听一边找，最后在民族路路口不远的一栋修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房子背后，找到了那条弯弯拐拐的小路，小路两边的房子全都画上了红色的大叉叉，房子也大多都变成了瓦砾和荒地，就只剩下那条错落分布的，青石条铺设的下行梯坎。
我必须承认，这是我第一次到这条小街上，周围已经没有什么人，我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挑着砖块上来的力哥，于是我问他说这条路叫什么名字，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条路没有名字，周围的人都走了，没人了。吴老跟我说，咱们下去看看吧，就是这里了，我还在这里的那块石头上刻了“将之”二字。我问他，那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的名字吗？他说不是，那是他自己的“字”。我突然想起来，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尤其是这些军官，基本上名字后面就跟着一个“字”，例如蒋中正就字介石，毛主席就字润之一样。我对吴老说，这里基本上都在拆迁改建，除了那些工人估计没人在这里了吧，您确定您要找的人在这里吗？他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问是对我招招手，说请我扶着他下去看看。我只得从了，在沿着这条小路走了大约百十来米以后，转过一个弯，那个弯后面照样是被拆掉的房屋，但是却有一颗黄桷树，黄桷树还没被砍倒，树不远处有个看上去像池塘的小坑，但是坑里没有水，而在那个坑的栏杆下面，有一个身形瘦小，驼背，头发花白，穿着小碎花布衣的老太婆，坐在一个小木凳子上，背靠着池塘的栏杆，看上去像是在打瞌睡。
吴老走到她身边的时候仔细辨认了一下，从他的眼神中我得知，这个老太婆，就是他要找的人。于是我不得不更加仔细地观察起这个老太婆来，她穿的是短袖，但是手臂上的肉已经全然松弛，她坐着的那个小凳子显然是她自己随身带过来的，而因为凳子很矮，所以她坐下后露出了脚踝，脚上穿着一双拖鞋，拖鞋却是两种不同的颜色。而她背后靠着的那个池塘栏杆，让我很轻易的察觉到，这个老太婆一定是每天都来这里这么坐着，因为在栏杆上唯独她坐的位置，有一大片被摩擦光滑的痕迹，而别的地方都没有，想必是当年还年轻的时候，自己还能够爬到栏杆上坐着，但是后来老了，爬不上去了，只能在下面坐，改变了位置却没有改变这种习惯。她的脖子上有一根绳子，绳子上挂了三个东西，一张卡片一样的塑封纸，八成就是她的姓名等信息，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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