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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雨僧)先生相貌奇古。头顶微尖,面色苍黑,满脸刮得铁青的胡子,有学生形容他的胡子之盛,说是他两边脸上的胡子永远不能一样:刚刮了左边,等刮右边的时候,左边又长出来了。他走路很快,总是提了一根很粗的黄藤手杖。这根手杖不是为了助行,而是为了矫正学生的步态。有的学生走路忽东忽西,挡在吴先生的前面,吴先生就用手杖把他拨正。吴先生走路是笔直的,总是匆匆忙忙的。他似乎没有逍遥闲步的时候。
吴先生是西语系的教授。他在西语系开了什么课我不知道。他开的两门课是外系学生都可以选读或自由旁听的。一门是“中西诗之比较”,一门是“红楼梦”。
“中西诗之比较”第一课我去旁听了。不料他讲的第一首诗却是: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楼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吴先生认为这种数字的排列是西洋诗所没有的。我大失所望了,认为这讲得未免太浅了,以后就没有再去听,其实讲诗正应该这样:由浅入深。数字入诗,确也算得是中国诗的一个特点。骆宾王被人称为“算博士”。杜甫也常以数字为对,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吴先生讲课这样的“卑之勿甚高论”,说明他治学的朴实。
“红楼梦”是很“叫座”的,听课的学生很多,女生尤其多。我没有去听过,但知道一件事。他一进教室,看到有些女生站着,就马上出门,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联大教室的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搬来搬去。吴先生以身作则,听课的男士也急忙蜂拥出门去搬椅子。到所有女生都已坐下,吴先生才开讲。吴先生讲课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行动,很能体现“贾宝玉精神”。
文林街和府甬道拐角处新开了一家饭馆,是几个湖南学生集资开的,取名“潇湘馆”,挂了一个招牌。吴先生见了很生气,上门向开馆子的同学抗议:林妹妹的香闺怎么可以作为一个饭馆的名字呢!开饭馆的同学尊重吴先生的感情,也很知道他的执拗的脾气,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加一个字,叫作“潇湘饭馆”。吴先生勉强同意了。
听说陈寅恪先生曾说吴先生是《红楼梦》里的妙玉,吴先生以为知己。这个传说未必可靠,也许是哪位同学编出来的。但编造得颇为合理,这样的编造安在陈先生和吴先生的头上,都很合适。
吴先生长期过着独身生活,吃饭是“打游击”。他经常到文林街一家小饭馆去吃牛肉面。这家饭馆只有一间门脸,卖的也只是牛肉面。小饭馆的老板很尊重吴先生。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小饭馆随时要调整价目。每次涨价,都要征得吴先生同意。吴先生听了老板说明涨价的理由,把老的价目表撤下,在一张红纸上用毛笔正楷写一张新的价目表贴在墙上:炖牛肉多少钱一碗,牛肉面多少钱一碗,净面多少钱一碗。
抗战胜利,三校(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联合起来的)复原,不知道为什么吴先生没有回清华(他是老清华了),我就没有再见到吴先生。有一阵谣传他在四川出了家,大概是因为他字“雨僧”而附会出来的。后来打听到他辗转在武汉大学、香港大学教书,最后落到北碚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中挨斗得很厉害。罪名之一,是他曾是“学衡派”,被鲁迅骂过。这是一篇老账了,不知道造反派怎么翻了出来。他在挨斗中跌断了腿。他不能再教书,一个月只能领五十元生活费。他花三十七块钱雇了一个保姆,只剩下十三块钱,实在是难以度日,后来他回到陕西,死在老家。吴先生可以说是穷困而死。一个老教授,落得如此下场,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