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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颉刚足下:

    我这几年到欧洲,除最初一时间外,竟不曾给你信,虽然承你累次的寄信与著作。所以虽在交情之义激如我们,恐怕你也轻则失望,重则为最正当之怒了。然而我却没有一天不曾想写信给你过,只是因为我写信的情形受牛顿律的支配,“与距离之自成方之反转成比例”,所以在柏林朋友尚每每通信以代懒者之行步,德国以外已少,而家信及国内朋友信竟是稀得极厉害,至于使老母发白。而且我一向懒惰,偶然以刺激而躁动一下子,不久又回复原状态。我的身体之坏如此,这么一个习惯实有保护的作用救了我一条命。但因此已使我三年做的事不及一年。我当年读稽叔夜的信说他自己那样懒法,颇不能了解,现在不特觉得他那样是自然,并且觉得他懒得全不尽致。我日日想写信给你而觉得拿起笔来须用举金箍棒之力,故总想“明天罢”。而此明天是永久不来的明天,明天,明天……至于今天,或者今天不完,以后又是明天,明天,明天……这真是下半世的光景!对于爱我的朋友如你,何以为情!

    私事待信末谈,先谈两件《努力周报》上事物。在当时本发愤想写一大篇寄去参加你们的论战,然而以懒的结果不曾下笔而“努力”下世。我尚且仍然想着,必然写出寄适之先生交别的报登,窃自比季子挂剑之义,然而总是心慕者季子,力困若叔夜,至今已把当时如泉涌的意思忘到什七八,文章是做不成的了,且把尚能记得者寄我颉刚。潦草,不像给我颉刚的信,但终差好于无字真经。只是请你认此断红上相思之字,幸勿举此遐想以告人耳。

    第一件是我对于丁文江先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篇文章的意见。(以下见《评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文,不复载。)

    其二,论颉刚的古史论。三百年中,史学,文籍考订学,得了你这篇文字,而有“大小总汇”。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这俩以外,也更没有什么更大的东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谬物事,如今文家经世之论等。拿这两样比着看,量是语文学的成绩较多。这恐怕是从事这类的第一流才力多些,或者也因为从事这科,不如从事史学文籍考订者所受正统观念限制之多。谈语言学者尽可谓“亦既觏止”之觏为交媾,“握椒”之为房中药。汉宋大儒,康成元晦,如此为之,并不因此而失掉他的为“大儒”。若把“圣帝明王”之“真迹”布出,马上便是一叛道的人。但这一派比较发达上差少的史学考订学,一遇到颉刚的手里,便登时现出超过语文学已有的成绩之形势,那么你这个古史论价值的大还等我说吗?这话何以见得呢?我们可以说道,颉刚以前,史学考订学中真正全是科学家精神的,只是阎若璩、崔述几个人。今文学时或有善言,然大抵是些浮华之士;又专以门户为见,他所谓假的古文,固大体是假,他所谓真的今文,亦一般地不得真。所有靠得住的成绩,只是一部《古文尚书》和一部分的左氏、《周官》之惑疑(这也只是提议,未能成就);而语文那面竟有无数的获得。但是,这语文学的中央题目是古音,汉学家多半“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所以最大的成绩是统计的分类通转,指出符号来,而指不出实音来。现在尚有很多的事可做;果然有其人,未尝不可凌孔轩而压倒王氏父子。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可是从你这发挥之后,大体之结构已备就,没有什么再多的根据物可找。前见《晨报》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谓古史之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诚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论一个问题。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掘,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这是不能为后来的掘地所掩的,正因为不在一个题目之下。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后来的工作如何把它取用。

    偶然的发现不可期,系统的发掘须待文籍整理后方可使人知其地望。所以你还是在宝座上安稳地坐下去罢,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自然有无量题目要仔细处置的,但这都是你这一个中央思想下的布列。犹之乎我们可以造些动力学的Theorem,但这根本是Newton的。我们可以研究某种动物或植物至精细,得些贯通的条理,但生物学的根本基石是达尔文。学科的范围有大小,中国古史学自然比力学或生物学小得多。但它自是一种独立的,而也有价值的学问。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

    去年春天和志希、从吾诸位谈,他们都是研究史学的。“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缘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危,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这事原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忌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颉刚,我称赞你够了么!请你不要以我这话是朋友的感情;此间熟人读你文的,几乎都是这意见。此特你应做的事,就是赶快把你这番事业弄成。我看见的你的文并不全,只是《努力》上,《读书杂志》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三号未见过,十四号后也未见过)所登的。我见别处登有你题目,十四号末又注明未完;且事隔已如此之久,其间你必更有些好见解,希望你把你印出的文一律寄我一看。看来禹的一个次序,你已找就了,此外的几个观念,如尧、舜、神农、黄帝、许由、仓颉,等等,都仔细照处理禹的办法处置他一下子。又如商汤、周文,周公虽然是真的人,但其传说也是历时变的。龟甲文上成汤并不称成汤。《商颂》里的武王是个光大商业而使上帝之“命式于九围”的,克夏不算重事。《周诰》里周公说到成汤,便特别注重他的“革夏”,遂至结论到周之克殷,“于汤有光”的滑稽调上去(此恰如满酋玄烨谀孝陵的话)。到了孟子的时代想去使齐梁君主听他话,尤其是想使小小滕侯不要短气,便造了“汤以七十里兴,文王以百里兴”的话头,直接与《诗·颂》矛盾。到了嵇康之薄汤武,自然心中另是一回事。至于文王周公的转变更多。周公在孔子正名的时代,是建国立制的一个大人物。在孟子息邪说、距诐行的时代,是位息邪说、距诐行的冢相。在今文时代,可以称王。在王莽时代,变要居摄。到了六朝时,真个的列爵为五、列卿为六了,他便是孔子的大哥哥,谢夫人所不满意事之负责任者。(可惜满清初年不文,不知“文以诗书”,只知太后下嫁。不然,周公又成满酋多尔衮;这恐怕反而近似。)这样变法,岂有一条不是以时代为背景。尤其要紧的,便是一个孔子问题。孔子从《论语》到孔教会翻新了的梁漱溟,变了岂止七十二,而且每每是些剧烈的变化,简直摸不着头脑的。其中更有些非常滑稽的。例如苏洵是个讼棍,他的《六经论》中的圣人(自然是孔子和其他),心术便如讼棍。长素先生要做孔老大,要改制,便作一部《孔子改制托古考》;其实新学伪经,便是清朝的康有为作的。梁漱溟总还勉强是一个聪明人,只是所习惯的环境太陋了,便挑了一个顶陋的东西来,呼之为“礼乐”,说是孔家真传:主义是前进不能,后退不许,半空吊着,简直使孔丘活受罪。这只是略提一二例而已,其实妙文多着哩。如果把孔子问题弄清一下,除去历史学的兴味外,也可以灭掉后来许多梁漱溟,至少也可以使后来的梁漱溟但为梁漱溟的梁漱溟,不复能为孔家店的梁漱溟。要是把历来的“孔丘七十二变又变……”写成一本书,从我这不庄重的心思看去,可以如欧洲教会教条史之可以解兴发噱。从你这庄重的心思看去,便一个中国思想演流的反射分析镜,也许得到些中国历来学究的心座(Freudiancomplexes)来,正未可料。

    你自然先以文书中选择的材料证成这个:“累层地”,但这个累层地的观念大体成后,可以转去分析各个经传子家的成籍。如此,则所得的效果,是一部总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启后来实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体要的民间思想流变史,又立一个为后来证订一切古籍的标准。这话是虚吗?然则我谓它是个“大小总汇”,只有不及,岂是过称吗?

    大凡科学上一个理论的价值,决于它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范围广不广,此外恐更没有什么有形的标准。你这个古史论,是使我们对于周汉的物事一切改观的,是使汉学的问题件件在它支配之下的,我们可以到处找到它的施作的地域来。前年我读你文时,心中的意思如涌泉。当时不写下,后来忘了一大半。现在且把尚未忘完的几条写下。其中好些只是你这论的演绎。

    一)试想几篇《戴记》的时代

    大小《戴记》中,材料之价值不等,时代尤其有参差,但包括一部古儒家史,实应该从早分析研究一回。我从到欧洲来,未读中国书,旧带的几本早已丢去。想《戴记》中最要四篇,《乐记》《礼运》《大学》《中庸》,当可背诵,思一理之。及一思之,恨《乐记》已不能背。见你文之初,思如涌泉,曾于一晚想到《大学》《中庸》之分析。后来找到《戴记》一读,思想未曾改变。又把《礼运》一分量,觉得又有一番意思。今写如下:

    《大学》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见孟子时尚没有《大学》一种完备发育的“身家国天下系统哲学”。孟子只是始提这个思想。换言之,这个思想在孟子时是胎儿,而在《大学》时已是成人了。可见《孟子》在先,《大学》在后。《大学》老说平天下,而与孔子、孟子不同。孔子时候有孔子时候的平天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桓文之霸业是也。孟子时候有孟子时候的平天下,所谓“以齐王”是也。列国分立时之平天下,总是讲究天下定于一,姑无论是“合诸侯,匡天下”,是以公山弗扰为“东周”,是“以齐王”,总都是些国与国间的关系。然而《大学》之谈“平天下”,但谈理财。理财本是一个治国的要务;到了理财成了平天下的要务,必在天下已一之后。可见《大学》不见于秦皇。《大学》引《秦誓》,《书》是出于伏生的,我总疑心《书》之含《秦誓》是伏生为秦博士的痕迹,这话要真,《大学》要后于秦代了。且《大学》末后大骂一阵聚敛之臣。汉初兵革扰扰,不成政治,无所谓聚敛之臣。文帝最不曾用聚敛之臣,而景帝也未用过。直到武帝时才大用而特用,而《大学》也就大骂而特骂了。《大学》总不能先于秦,而汉初也直到武帝才大用聚敛之臣,如果《大学》是对时而立论,意者其作于孔、桑登用之后,轮台下诏之前乎?且《大学》中没有一点从武帝后大发达之炎炎奇怪的今文思想,可见以断于武帝时为近是。不知颉刚以我这盐铁论观的《大学》为何如?

    《中庸》《中庸》显然是三个不同的分子造成的,今姑名为甲部、乙部、丙部。甲部《中庸》从“子曰君子中庸”起,到“子曰父母其顺矣乎”止。开头曰中庸,很像篇首的话。其所谓中庸,正是两端之中,庸常之道,写一个Petitbourgeois之人生观。“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不述索隐行怪而有甚多的修养,不谈大题而论社会家庭间事,显然是一个世家的观念(其为子思否不关大旨),显然是一个文化甚细密中的东西——鲁国的东西,显然不是一个发大议论的笔墨——汉儒的笔墨。从“子曰鬼神之为德”起,到“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止,已经有些大言了,然而尚不是大架子的哲学。此一节显然像是甲部、丙部之过渡。至于第三部,从“哀公问政”起到篇末,还有头上“天命之谓性”到“万物育焉”一个大帽子,共为丙部,纯粹是汉儒的东西。这部中所谓中庸,已经全不是甲部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而是“中和”了。《中庸》本是一家之小言,而这一部中乃是一个汇合一切,而谓其不冲突——太和——之哲学。盖原始所谓中者,乃取其中之一点而不从其两端;此处所谓中者,以其中括合其两端,所以仲尼便祖述尧舜(法先王),宪章文武(法后王),上律天时(羲和),下袭水土(禹)。这比孟子称孔子之集大成更进一步了。孟子所谓“金声玉振”尚是一个论德性的话,此处乃是想孔子去包罗一切人物:孟荀之所以不同,儒墨之所以有异,都把他一炉而熔之。“九经”之九事,在本来是矛盾的,如亲亲尊贤是也,今乃并行而不相悖。这岂是晚周子家所敢去想的。这个“累层地”,你以为对不对?

    然而《中庸》丙部也不能太后,因为虽提祯祥,尚未入纬。

    西汉人的思想截然和晚周人的思想不同。西汉人的文章也截然与晚周人的文章不同。我想下列几个标准可以助我们决定谁是谁。

    一)就事说话的是晚周的,做起文章来的是西汉的。

    二)研究问题的是晚周的,谈主义的是西汉的。

    三)思想也成一贯,然不为系统的铺排的是晚周,为系统的铺排的是西汉。

    四)凡是一篇文章或一部书,读了不能够想出它时代的背景来的,就是说,发的议论对于时代独立的,是西汉。而反过来的一面,就是说,能想出它的时代的背景来的却不一定是晚周。因为汉朝也有就事论事的著作家,而晚周却没有凭空成思之为方术者。

    《吕览》是中国第一部一家著述,以前只是些语录。话说得无论如何头脑不清,终不能成八股。以事为学,不能抽象。汉儒的八股,必是以学为学;不窥园亭,遑论社会。

    《礼运》《礼运》一篇,看来显系三段。“是谓疵国,故政者之所以藏身也”(应于此断,不当从郑)以前(但其中由“言偃复问曰”到“礼之大成”一节须除去)是一段,是淡淡鲁生的文章。“夫政必本于天……”以下是一段,是炎炎汉儒的议论,是一个汉儒的系统玄学。这两段截然不同。至于由“言偃复问曰”到“礼之大成”一段,又和上两者各不同,文辞略同下部而思想则不如彼之侈。“是为小康”,应直接“舍鲁何适矣”。现在我们把《礼运》前半自为独立之一篇,并合其中加入之一大节去看,鲁国之乡曲意味,尚且很大。是论兵革之起,臣宰之僭,上规汤武,下薄三家的仍类于孔子正名,其说先生仍是空空洞洞,不到《易传》实指其名的地步。又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而不谈尧舜,偏偏所谓“大道之行也”云云即是后人所指尧舜的故事。尧舜禹都是儒者之理想之Incarnation,自然先有这理想,然后再Incarnated到谁和谁身上去。此地很说了些这个理想,不曾说是谁来,像是这篇之时之尧舜尚是有其义而无其词,或者当时尧舜俱品之传说未定,尚是流质呢。所谈禹的故事,反是争国之首,尤其奇怪。既不同雅颂,又不如后说,或者在那个禹观念进化表上,这个《礼运》中的禹是个方域的差异。我们不能不承认传说之方域的差异,犹之乎在言语学上不能不承认方言。又他的政治观念如“老有所终”以下一大段,已是《孟子》的意思,只不如《孟子》详。又这篇中所谓礼,实在有时等于《论语》上所谓名。又“升屋而号”恰是墨子引以攻儒家的。又“玄酒在室”至“礼之大成也”一段,不亦乐乎的一个鲁国的Petitbourgeois之Kultur。至于“呜呼哀哉”以下,便是正名论。春秋战国间大夫纷纷篡诸侯,家臣纷纷篡大夫,这篇文章如此注意及此,或者去这时候尚未甚远。这篇文章虽然不像很旧,但看来总在《易·系》之前。

    《易·系》总是一个很迟的东西,恐怕只是稍先于太史公。背不出,不及细想。

    二)孔子与六经

    玄同先生这个精而了然的短文,自己去了许多云雾。我自己的感觉如下:

    《易》??《论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中庸》:“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礼运》:“吾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附《易》于宋,由这看来,显系后起之说。而且现在的《易》是所谓《周易》,乾上坤下,是与所谓《归藏》不同。假如《周易》是孔子所订,则传说之出自孔门,绝不会如此之迟,亦不会如此之矛盾纷乱。且商瞿不见于《论语》,《论语》上孔子之思想绝对和《易·系》不同。

    《诗》??以墨子证诗三百篇,则知诗三百至少是当年鲁国的公有教育品,或者更普及(墨子,鲁人)。看《左传》《论语》所引《诗》大同小异,想见其始终未曾有定本。孔子于删诗何有焉。

    《书》??也是如此。但现在的《今文尚书》,可真和孔子和墨子的书不同了。现在的今文面目,与其谓是孔子所删,毋宁谓是伏生所删。终于《秦誓》,显出秦博士的马脚来。其中真是有太多假的,除虞、夏《书》一望而知其假外,周《书》中恐亦不少。

    《礼》《乐》??我觉玄同先生所论甚是。

    《春秋》??至于《春秋》和孔子的关系,我却不敢和玄同先生苟同。也许因为我从甚小时读孔广森的书,印下一个不易磨灭的印象,成了一个不自觉的偏见。现在先别说一句。从孔门弟子到孔教会梁漱溟造的那些孔教传奇,大别可分为三类:一怪异的,二学究的,三为人情和社会历史观念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一层一层地剥去,孔丘真成空丘(或云孔,空)了。或者人竟就此去说孔子不是个历史上的人。但这话究竟是笑话。在哀公时代,鲁国必有一个孔丘字仲尼者。那么,困难又来了。孔子之享大名,不特是可以在晚周儒家中看出的,并且是在反对他的人们的话中证到的。孔子以什么缘由享大名虽无明文,但他在当时享大名是没有问题的。也许孔子是个平庸人,但平庸人享大名必须机会好;他所无端碰到的一个机会是个大题目,如刘盆子式的黎元洪碰到武昌起义是也。所以孔丘之成名,即令不由于他是大人物,也必由于他借到大题目,总不会没有原因的。不特孔丘未曾删定六经,即令删定,这也并不见得就是他成大名的充足理由。在衰败的六朝,虽然穷博士,后来也以别的缘故做起了皇帝。然当天汉盛世,博士的运动尚且是偏于乘障落头一方面;有人一朝失足于六艺,便至于终其身不得致公卿。只是汉朝历史是司马氏班氏写的,颇为儒生吹吹,使后人觉得“像煞有介事”罢了。但有时也露了马脚,所谓“主上所戏弄,流俗所轻,优倡之所蓄”也。何况更在好几百年以前。所以孔丘即令删述六经,也但等于东方朔的诵四十四万言,容或可以做哀公的幸臣,尚决不足做季氏的冢宰,更焉有驰名列国的道理。现在我们舍去后来无限的孔子追加篇,但凭《论语》及别的不多的记载,也可以看出一个线索来。我们说,孔丘并不以下帷攻《诗》《书》而得势,他于《诗》《书》的研究与了解实在远不及二千四百年后的顾颉刚,却是以有话向诸侯说而得名。他是游谈家的前驱。游谈家靠有题目,游谈家在德谟克拉西的国家,则为演说家,好比雅典的Demosthenes,罗马的Cicero,都不是有甚深学问,或甚何Originality的人。然而只是才气过人,把当时时代背景之总汇抓来,做一个大题目去吹擂,于是乎“太山北斗”,公卿折节了。

    孔丘就是这样。然则孔丘时代背景的总汇是什么?我想这一层《论语》上给我们一个很明白的线索。周朝在昭穆的时代尚是盛的时候,后来虽有一乱,而宣王弄得不坏。到了幽王,不知为何原因,来了一个忽然的瓦解,如渔阳之变样的。平王东迁后的两个局面,是内面上陵下僭,“团长赶师长,师长赶督军”,外边是四夷交侵,什么“红祸白祸”,一齐都有。这个局面的原始,自然也很久了;但成了一个一般的风气,而有造成一个普遍的大劫之势,恐怕是从这时起。大夫专政,如鲁之三桓,宋之华氏,都是从春秋初年起。晋以杀公族,幸把这运命延迟上几世(其实曲沃并晋已在其时,而六卿增势也很快),至于非文化民族之来侵,楚与鲁接了界,而有灭周宋的形势;北狄灭了邢卫,殖民到伊川,尤其有使文化“底上翻”之形势。应这局面出来的人物,便是齐桓、管仲、晋文、舅犯,到孔子时,这局面的迫逼更加十倍的利害,自然出来孔子这样人物。一面有一个很好的当时一般文化的培养,一面抱着这个扼要的形势,力气充分,自然成名。你看《论语》上孔子谈政治的大节,都是指这个方向。说正名为成事之本,说三桓之子孙微,说陪臣执国命,论孟公绰,请讨田氏,非季氏之兼并等等,尤其清楚的是那样热烈地称赞管仲。“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但虽然这般称许管仲,而于管仲犯名分的地方还是一点不肯放过。这个纲目,就是内里整纲纪,外边攘夷狄,使一个乱糟糟的世界依然回到成周盛世的文化上,所谓“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借用一位不庄者之书名,正所谓“救救文明”(SalvagingtheCivilization)。只有这样题目可以挪来为大本;也只有这个题目可以挪来说诸侯;也只有以这个题目的缘故,列国的君觉着动听,而列国的执政大臣都个个要赶他走路了。颉刚:你看我这话是玩笑吗?我实在是说正经。我明知这话里有许多设定,但不这样则既不能解孔子缘何得大名之谜,又不能把一切最早较有道理的孔子传说联合贯串起来。假如这个思想不全错,则《春秋》一部书不容一笔抹杀,而《春秋》与孔子的各类关系不能一言断其为无。现在我们对于《春秋》这部书,第一要问它是鲁史否?这事很好决定,把书上日食核对一番,便可马上断定它是不是当时的记载。便可去问,是不是孔子所笔削。现在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确据去肯定或否定,现在存留的材料实在是太少了。然把孔子“论其世”一下,连串其《论语》等等来,我们可以说孔子订《春秋》,不见得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即令《春秋》不经孔子手定,恐怕也是一部孔子后不久而出的著作,这著作固名为《春秋》或即是现在所存的“断烂朝报”。即不然,在道理上当与现在的“断烂朝报”同类。所以才有孟子的话。这书的思想之源泉,总是在孔子的。既认定纲领,则如有人说“孔子作《春秋》”,或者说“孔子后学以孔子之旨作《春秋》”,是没有原理上的分别。公羊家言亦是屡变。《传》,《繁露》,何氏,各不同。今去公羊家之迂论与“泰甚”,去枝去叶,参着《论语》,旁边不忘孟子的话,我们不免觉得,这公羊学的宗旨是一个封建制度正名的,确尚有春秋末的背景,确不类战国中的背景,尤其不类汉。三世三统皆后说,与《公羊》本义无涉。大凡一种系统的伪造,必须与造者广义的自身合拍,如古文之与新朝政治是也。公羊家言自然许多是汉朝物事,然他不泰不甚的物事实不与汉朝相干。

    大凡大家看不起《春秋》的原因,都是后人以历史待它的原故,于是乎有“断烂朝报”之说。这话非常的妙。但知《春秋》不是以记事为本分,则它之为“断烂朝报”不是它的致命伤。这句绝妙好词,被梁任公改为“流水账簿”,便极其俗气而又错了。一、春秋像朝报而不像账簿;二、流水账簿只是未加整理之账,并非断烂之账。断烂之账簿乃是上海新闻大家张东荪先生所办《时事新报》的时评,或有或无,全凭高兴,没有人敢以这样的方法写流水账的。“史”之成一观念,是很后来的。章实斋说六经皆史,实在是把后来的名词、后来的观念,加到古人的物事上而齐之,等于说“六经皆理学”一样的不通。且中国人于史的观念从来未十分客观过。司马氏班氏都是自比于孔子而作经。即司马君实也是重在“资治”上。郑夹漈也是要去贯天人的。严格说来,恐怕客观的历史家要从顾颉刚算起罢。其所以有鲁之记载,容或用为当时贵族社会中一种伦理的设用,本来已有点笔削,而孔子或孔子后世借原文自寄其笔削褒贬,也是自然。我们终不能说《春秋》是绝对客观。或者因为当时书写的材料尚很缺乏,或者因为忌讳,所以成了《春秋》这么一种怪文体,而不得不成一目录,但提醒其下之微言大义而已。这类事正很近人情。鲁史纪年必不始于隐公,亦必不终于哀公,而《春秋》却始于东迁的平王、被弑的隐公,终于获麟或孔丘卒,其式自成一个终始。故如以朝报言,则诚哉其断烂了,如以一个伦理原则之施作言,乃有头有尾的。

    孟子的叙诗和《春秋》虽然是“不科学的”,但这话虽错而甚有注意的价值。从来有许多错话是值得注意的。把诗和伦理混为一谈,孔子时已成习惯了。孔子到孟子百多年,照这方面“进化”,不免到了“诗亡春秋作”之说。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头一句颇可注意。以狭义论,《春秋》中齐桓晋文事甚少。以广义论,齐桓晋文事为霸者之征伐会盟,未尝不可说《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孔子或孔子后人做了一部书,以齐桓晋文之事为题目,其道理可想。又“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翻作现在的话,就是说,虽然以历史为材料,而我用来但为伦理法则之施用场。

    《春秋》大不类孟子的工具。如孟子那些“于传有之”的秘书,汤之囿,文王之囿,舜之老弟,禹之小儿,都随时为他使唤。只有这《春秋》,大有些不得不谈,谈却于他无益的样子。如谓春秋绝杀君,孟子却油油然发他那“诛一夫”“如寇仇”“则易位”的议论。如谓“春秋道名分”,则孟子日日谈王齐。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孟子则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这些不合拍都显出这些话里自己的作用甚少,所以更有资助参考的价值。

    当年少数人的贵族社会,自然有他们的标准和舆论,大约这就是史记事又笔削的所由起。史绝不会起于客观的记载事迹,可以由宗教的意思,后来变成伦理道德的意思起,可以由文学的意思起。《国语》自然属下一类,但《春秋》显然不是这局面,孔子和儒宗显然不是戏剧家。

    总括以上的涉想,我觉得《春秋》之是否孔子所写是小题,《春秋》传说的思想是否为孔子的思想是大题。由前一题,无可取证。由后一题,大近情理。我觉得孔子以抓到当年时代的总题目而成列国的声名,并不是靠什么六艺。

    孔子、六艺、儒家三者的关系,我觉得是由地理造成的。邹鲁在东周是文化最深密的地方。六艺本是当地的风化。所以孔子与墨子同诵诗书,同观列国春秋。与其谓孔子定六艺,毋宁谓六艺定孔子,所以六艺实在是鲁学。或者当时孔子有个国际间的大名,又有好多门徒,鲁国的中产上流阶级每引孔子以为荣,于是各门各艺都“自孔氏”。孔子一生未曾提过《易》,而商瞿未一见于《论语》,也成了孔门弟子了。孔门“弟子列传”一篇,其中真有无量不可能的事。大约是司马子长跑到鲁国的时候,把一群虚荣心造成的各“书香人家”的假家谱抄来,成一篇孔子弟子列传。我的意思可以最简单如此说:六艺是鲁国的风气,儒家是鲁国的人们;孔子所以与六艺儒家生关系,因为孔子是鲁人。与其谓六艺是儒家,是孔学,毋宁谓六艺是鲁学。

    世上每每有些名实不符的事。例如后来所谓汉学,实在是王伯厚、晁公武之宋学:后来所谓宋学,实在是明朝官学。我想去搜材料,证明儒是鲁学,经是汉定(今文亦然)。康有为但见新学有伪经,不见汉学有伪经。即子家亦是汉朝给他一个定订。大约现行子书,都是刘向一班人为他定了次序的。《墨子》一部书的次序,竟然是一个儒家而颇芜杂的人定的;故最不是墨子的居最先。前七篇皆儒家书或是有道家言与墨绝端相反者(如太盛难寄),知大半子书是汉朝官订本(此意多年前告适之先生,他未注意),则知想把古书古史整理,非清理汉朝几百年一笔大账在先不可也。

    三)在周汉方术家的世界中几个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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