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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情形，我不用下车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还是下了几次车，主要是向人们了解是否有球状闪电的迹象，但人们无一例外都没有看到和听到。
出了市区，我仍将车不停地向前开，一直开到一个远郊的小县城，在这里，虽然也停电，但恐慌的迹象比市区要少许多。我的心中涌现了希望，希望已经到了破坏圈的边缘，或至少看到破坏减轻的迹象。我将车停在一家网吧的外面，急不可待地冲了进去。这时已是黄昏，停电的网吧里很黑，但我立刻嗅到了那种熟悉的焦味儿。我抓起一台来到外面，拆开，细细查看它的主板。在夕阳的亮光中我看到，主板上包括CPU在内的一些芯片消失了。主板从我的手中掉到地上，砸到了我的脚面，我没感觉到疼，只是在深秋的凉风中重重地打了个寒战，立刻上车返回。
我回到所里后不久，另外三辆车也回来了，其中走得最远的一辆沿高速公路行驶了一百多公里，所到之处都发生了与这里一样的事。
我们急切地搜寻着外部的信息，没有电视和网络，也没有电话，只有收音机可用了。但那些豪华的数字调谐收音机都是由集成电路芯片驱动的，无一例外都成了废物。好不容易在传达室的一位老收发员那里找到一台能用的老式晶体管收音机，收到了声音质量很差的几个南方省份的播音台，还有两三个英语台，一个日语台。直到深夜，这些电台中才渐渐有了关于这场离奇灾难的报道，从这些支离破碎的报道中，我们了解到以下情况：
芯片的破坏区是以西北某地为圆心，半径约一千三百公里的一个圆形区域，波及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之大令人震惊。但芯片的破坏率从圆心向外呈递减趋势，我们这座城市位于这个区域的边缘了。
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我们生活在电力出现前的农业社会里，日子变得艰难起来。水要用罐车运来，每人得到的配给量只勉强够饮用，晚上只能用蜡烛照明。
这段时间，关于这场灾难的谣传多如牛毛，在社会上和媒体上（如今对于我们来说只限于广播电台）流传最广的解释都与外星人有关，但在所有的谣传中，没有一种提及球状闪电。
从这些杂乱的信息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场打击不太可能是敌人发起的，他们显然也和我们一样迷惑，这让我们多少松了一口气。这段时间，我设想了上百种可能性，但没有一个能使自己信服。我肯定这一切与球状闪电有关，但同时又肯定它不是球状闪电，那是什么呢？
敌人的行为也多少令人费解，在我们的国土遭受如此打击，已基本失去防卫能力的时候，他们的进攻却停止了，连每天例行的空袭都消失了。世界媒体对此有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面对如此强有力的、可以轻易摧毁整个文明世界的未知力量，在没搞清楚之前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这倒使我们度过了自战争爆发以来最宁静的一段时光，尽管这种宁静中包含着不祥和肃杀。由于没有电和电脑，整天无事可干，人们心中的恐惧也无从排遣。
这天晚上，外面下起了寒冷的秋雨，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阴冷的房间里，听着外面的雨声，感到无边的黑暗笼罩了外面的一切，在整个世界上我面前这束摇曳不定的烛苗是唯一的发光体。无边的孤独压倒了我，自己这不算长的人生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回放着：核电厂中那幅由孩子的灰烬构成的抽象画、丁仪放在空泡中的棋盘、夜空中长长的电弧、风雪中的西伯利亚，林云的琴声和衣领上的利剑、泰山的雷雨和星空，大学校园中的时光，最后回到了那个雷雨中的生日之夜……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之路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起点，只是雨中不再有雷声，面前的蜡烛也只剩一枝了。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没等我起身去开，人已经推门进来，他脱下淋湿的风衣，瘦长的身躯因寒冷而哆嗦，当我在烛光中看清了他的面孔时，惊喜地叫了起来。
来者是丁仪。
“有酒吗？最好是热的。”他上下牙打着战说。
我递给他半瓶红星二锅头，他把瓶底放到蜡烛上热着，但很快不耐烦起来，扬起瓶子猛灌了几大口，抹抹嘴说：
“不说废话了，我讲讲你想知道的事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