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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延光都不是李从珂的忠良之臣，更不用说赵德钧了，他已经在用行动证明了他不会听从指挥。要让赵德钧执行率军深入契丹这样危险的任务，肯定调不动他的！
在经过一番数百里加急的公文往来之后，李从珂发现赵德钧等人无视自己的皇权，而自己统率的中央禁军，又一个个无法无天，骄悍难制，于是变得对前景悲观绝望，完全不再有四个月前，与薛文遇定计削藩时的踌躇满志。李从珂于是一天到晚喝酒消愁，喝醉之后，便放声悲歌，不祥之声笼罩着怀州小小的行在。
有官员劝皇帝要振作一点，应该率大军继续北进，给诸军督战。谁料曾经身经百战，曾经被李存勖夸奖为骁勇敢战与自己相类的李从珂，竟然说出一句骨气丧尽，懦夫到不能再懦夫的话：“你们不要再提北征的事，一想起石敬瑭我心胆都堕地！”
当然，除了喝酒、悲泣、说泄气话外，李从珂也不是完全不做事。根据张延朗的建议，李从珂下诏强征民间马匹，同时让天下每七户人家必须出一人充当民兵，自备盔甲武器，号称“义军”，预定在两个月内集结训练完毕，参与作战。
这道诏令一下，天下纷扰，大量官吏借机发了横财，民众纷纷逃避，民间受到了很大破坏。最后，张延朗这个馊主意只凑起了几乎毫无作用的五千“义军”，外加两千匹马。另外，引爆了彰武镇的兵变。
彰武节度使杨汉章本就是一个贪腐之人，又严格执行了强征义兵和马匹的诏令，激起当地军民更大的不满。当杨汉章凑起一批军队，准备出师勤王之际，坊州刺史刘景岩觉得有机可乘，派人悄悄煽动即将出征的士兵：“契丹军队非常厉害，你们这一走是有去无回！”就在出征当天，士兵哗变，当场斩杀在检阅台上的杨汉章，拥立刘景岩为留后，李从珂也只得默认。
在这段时间内，打着勤王旗号的赵德钧正在一路南下，锱铢必较地为自己谋取每一丝能抓到手的利益。他经过易州，合并了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刘在明的军队，到达镇州，又合并了成德节度使医董温琪的军队。
按理来说，这时应该按照他自己提出的方案，西出井径去救援张敬达部了吧？可赵德钧变卦了，他提出自己现在的军队仍然太少，不足以和契丹人交战。因此他要求再往南，会合潞州方面的军队，也就是他的养子赵延寿所部。
十月十八日，赵德钧率部从吴儿谷穿过太行山，到达乱柳。不久，赵延寿的军队进至乱柳北面的西汤，然后立刻将这两万人马的指挥权交给了养父赵德钧。赵德钧掌握的军队更强大了，但是他仍不满足，又贪得无厌地写信给正驻军于辽州的范延光，要求他率军南下与自己会合。
但是范延光不同于刘在明和董温琪，也不是赵德钧的干儿子。他当过明宗朝的枢密使，在后唐此时
的藩镇节帅中，是排得进前三名的重量级人物，岂能甘心充当赵德钧往上爬的垫脚石？于是，范延光宣称道：自己已经深入敌境，与契丹人对峙了，所以无法南撤与赵德钧会师。
赵德钧见范延光不肯将军队交给自己，非常恼火。于是他也不顾大局有多危险，就将大军停留在乱柳一带，摆出了得不到天雄军就不打仗的架式。
李从珂很着急，他既然不肯亲自上前线指挥，就只能向拥兵最多的赵德钧妥协，尽量喂饱他。于是李从珂下诏，任命赵德钧为诸道行营都统兼任东北面行营招讨使，范延光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赵延寿为南面行营招讨使，皆受赵德钧节制。
吕琦带着诏书和大批金帛，赶到赵德钧大营，传旨并犒军，同时催促他：晋安寨被围的将士们，在渡日如年地等待着朝廷的救兵！皇上已将天下大半兵马的指挥权交给大王，大王岂能再逗留不进，坐视不救？
赵德钧不得已，只好答应北进，做样子应付李从珂。当这位外表威猛，内心怯懦的都统，率领大军推进到晋安寨之南约百里的团柏谷的时候，再次停了下来，在这里扎下大营，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契丹军队和石敬瑭叛军的安全距离，避免发生交战。
大军集结，临敌却不战，是因为赵德钧没有胆量与契丹皇帝决战，只是借抗击契丹之名，夺取兵权和地盘。当然他其余的胆量还是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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