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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早早投降？”王承休又答道：“王师不曾进入到我的辖区。”
李继岌不想留他性命，又提出了一个带着陷阱的问题道：“你带着多少人进入羌人地区？”王承休回答道：“一万二千人。”李继岌又问道：“现在回来的还有多少人？”王承休答道：“二千人。”李继岌道：“既然如此，现在该轮到你为那一万人偿命了！”
王宗弼民愤极大，王承休也非无辜。在短短的几天内，后唐连斩两位重量级降臣，这让王衍宗族以及为数众多的前蜀官员们心中忐忑不安：李继岌和郭崇韬会不会兑现之前在檄文中的诺言？现在看来已不能让人放心了。
一个月之后，李存勖派了一个名叫向延嗣的宦官担任使臣，来到成都，传达他的诏书。在给前蜀降人的诏书中，李存勖宣布：前蜀四品及以上的文武官员，各降一级，等待重新安排职务。五品及以下的官员，除了有特殊才能，或门第高者外，即刻免职，遣散回家。率先投降有功者，予以奖励。至于具体操作，由郭崇韬全权负责。
李存勖又专门给王衍下了一道诏书，里面信誓旦旦地说道：“你尽管放心入朝，当享受裂土分封的待遇，我是绝对不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天上的日月星辰可以作证，我没有一个字骗你！”被软禁多日的王衍，捧着李存勖的诏书喜极而泣道：“我总算还可以当安乐公。”
向延嗣带来的诏书不只是针对前蜀降人，还有一道更重要的命令，是给郭崇韬的：既然前蜀已
亡，战争结束，那么郭崇韬应该率伐蜀大军班师回朝。特别是要将在前蜀缴获的财物清点上报，尽快送到洛阳来！
李存勖对钱财如此看重，也是事出有因。后唐经过同光三年上半年的旱灾，和下半年的水灾，中原各州县严重减产，有的地方甚至绝收！这样一来，国库的农业税，很难足额征收。即使有孔谦这样的一流租庸使，也无法改变困境。
不久后，很多地方发生了严重饥荒。大量的贫苦农夫为了求生和躲避租税，背井离乡，踏上艰难的逃荒之路。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减免税赋，赈济灾民。奈何前两年的大量财富，都进了李存勖及其身边人的私囊，没成为国库的储备。于是灾情一起，国库便支出不减，很快耗尽。洛阳因为聚集了太多的人口，情况尤其严重，连驻军的军饷都发不出，更没有余力去管难民了。
孔谦只好天天跑到城外上东门码头，等待各州开来的粮船，每到一船就立即卸货发放，减去所有中间环节。但即使如此，大量的军人家庭还是揭不开锅。很多军人被迫靠典当妻子，卖儿卖女来渡过难关。那些因年纪大而卖不出去的军人家属，则成群结队到郊外采挖野菜，很多人因饥寒死在道上。
吃不饱、穿不暖的军队当然会人心不稳，李存勖看在眼里，也很担忧，数次召集大臣们商议应对财政危机的办法。
吏部尚书李琪认为应该先保民，后保军，他上疏说道：“上古三代盛世时，都是量入为出。先确定有多少收入，再决定养多少兵，所以即使遇上水旱灾情，也不会有发不出饷的情况。而近代以来，不管年景丰欠，都是向农民征重税来养兵，动不动就财用不足。我认为，从来就不会有农家富足而军人贫穷，或者农家贫穷而军人富足的情况。让农家过上好日子，才是解决军饷问题的治本之策。现在要直接削减农业税固然有困难，至少也应该取消那些加重农民负担的苛政，让民众喘一口气，稍得休息，一切才会慢慢好起来。”
李琪说的，只是一段冠冕堂皇、但毫无可操作性的废话。李存勖自己想了一个比较有限，但至少可从马上见效的办法：让后唐朝廷暂时离开洛阳，搬到灾情相对轻一些，同时水道航运也更便利的汴梁去。不过马上有谏官提出反对意见：“与其到处搬家，不如厉行节俭，勒勒裤腰带也就熬过去了。现在杨家的吴国还割据南方，是我们的潜在大敌。不能将我们财用匮乏，军粮不足的弱点暴露给他们知道。”
李存勖听了，觉得有理，于是这个方案作罢。那就先让士兵、百姓们忍一忍吧，反正再怎么困难，也不用皇帝亲自去勒裤腰带。实际上即使在财政最困难时，也没让李存勖收敛他已经养成习惯的大手大脚。他还是时常带着皇后嫔妃、侍卫亲军，组成一队庞大豪华的队伍，出城游玩狩猎。皇家猎队所过之处，向民间强征粮物。如此一来，民间对大唐皇帝的怨愤之情更加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