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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他起身比他妻子早。母亲要他在家多躺一天。他不肯。他说他精神很好，而且今天得去参加替周主任祝寿的公宴，他不去，同事们会以为他穷或者吝啬，会更加看轻他。母亲也放弃了她的主张。他陪着母亲吃了一碗昨夜剩下来的稀饭。母亲上街去买菜，他同她一块儿出去。那时树生还坐在书桌前化妆。
他们走出大门，母亲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他不知道母亲怀着什么心思。两个人走了一段路，快要分手了，母亲忽然声音颤抖地唤着他说：“宣，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要为家庭牺牲你自己了。”
他皱了皱眉，过了一两分钟才低声说：“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你还不是一样吃苦？”
“可是她，她过得快活啊，上办公还要打扮得那样摩登，象去吃喜酒一样，”她忍不住爆发地说。
他低下头不出声。
“宣，我给你说，她跟我们母子不是一路人，她迟早会走自己的路，”她又说。
他停了半晌才回答一句：“她跟我结婚也已经十四年了。”
“你们那种结婚算什么结婚呢！”母亲轻蔑地说。
他觉得这句话很刺耳，心里不高兴，就闭紧嘴不再做声了。
母亲也不再说什么，他们分道走了。
他到了公司。还是钟老带着笑脸跟他打招呼。“你怎么不多休息一天？今天又来得这样早！”钟老说，一面用肥大的手摸自己发光的秃头顶。
“我没有什么病，我很好，”他笑答道。他在钟老的眼光和态度中看到了怜悯，那个老人在可怜他，可是他并不觉得受侮辱。他说了两句闲话，便走上楼去。
单调的工作又开始了。永远是那些似通非通的译文，那些用法奇特的字句。他没有权修改它们，他必须逐字校读。他坐下不过一点多钟，就觉得背上发冷，头发烧。他不去管它。“就为了几个钱啊！”他不时痛苦地暗暗念着。他勉强工作到十二点钟。
他并不想吃什么，可是他对自己说：“我至少应该吃一碗饭，我没有生病啊。”他便走下楼去，在饭桌旁坐下，他果然吃完了一碗饭。碾过的平价米在平日吃起来倒并不怎样难吃，今天却有点难下咽了。放下碗，他立在门前看街景，站了一会儿，他觉得毫无趣味，便回到楼上办公桌前去。
他坐在自己位子上随意翻了翻文件，又把看过的校样整理好。工友送了一封信来。他看信封上的字，便知道是小宣从学校里寄来的。他好象得到了一点安慰似的，轻轻吐了一口气。他把信拆开了：
……先生说：物价高涨，我们这期收的图书费、伙食费都不够。每个人还应该补缴三千二百元，说是多了以后还可以退回来。很多同学都缴了。我知道爸爸很苦，没有多的钱，不敢向爸爸要。不过先生又来催了，催得很厉害，说是不缴钱，今年不准参加学期考试。我只好向爸爸、妈妈要求。请爸爸、妈妈三天内把这笔钱寄到学校里来……
仅有的一点安慰也消失了。他的眼光停在那几行稚嫩的字迹上。“已经缴过两万多了，还要补缴，哪里来的钱！”他低声抱怨道。没有人注意他。
“学堂又不是商店，只晓得要钱怎么成！中国就靠那班人办教育，所以有这种结果！”他愤怒地小声骂道。信纸冷冷地躺在他的面前，不回答他。
“找树生商量，看她有没有办法，”他想道；“那么现在去。”
“现在不好，还是晚上罢，”他又想道，“她也许不在行里，我也累，不想多动。”
最后他把信纸折好放回在信封内，又郑重地把信封揣在衣袋里面。下半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还是那些疙里疙瘩的译文，他不知道这是哪一个世界的文字。它们象一堆麻绳在他的脑子里纠缠不清。他疲乏极了。可是他不能丢开它们。他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他很想闭上眼睛，忘掉这一切，或者就伏在桌子上睡一觉。但是吴科长的严厉的眼光老是停留在他的脸上（他这样觉得），使他不敢偷懒片刻。后来他连头也不敢抬起了。
“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销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他心里发出了这个无声的抗议。
然而没有用，这种抗议他已经发过千百回了。但是谁也没有听见，谁也不知道他起过不平的念头。当面也好，背后也好，大家喜欢称他做“老好人”，他自己也以老好人自居。好几年都是这样。
“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我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和树生，和我母亲，和小宣，我们不是这样地过活的。完了，我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他的眼光不停地在校样上面移动，他的思想却在另一个地方。
“我这是什么思想！我怎么改变到这个地步！贪生怕死，只顾自己！”他又这样地责备自己。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止不住要想：“要是胜利早一点到来，我应该有办法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日本人已经深入广西……他们还说要攻取贵州——”
他不敢再往下想。事实上他也不能往下想了。他头痛得厉害。他拿左手按住他的前额，他还在发烧。发烧，没有关系，近年来他常常在下午发烧，他已经习惯了。反正他不会这么早就死去。况且他也没有考虑死活问题的余裕。那一对严厉的眼睛老是这么凶恶地望着他。“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至多我不吃你们这碗饭就是了，我哪一点不及你们！”他曾经这样想过。但是他离开这个吃饭地方，又到哪里去呢？他在这个山城里没有一个居高位或者有势力的亲戚朋友，这个小小位置还是靠了一位同乡的大力得来的。那是在他失业三个月、靠着妻子的薪金过活的时候。那位对他有好感的同乡已经到别的省份去了，他的唯一的希望也失去了。
“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他常常拿这句话来答复他心里的抗议，现在他又拿这句话来对付他的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好容易熬到了五点钟。他停止办公，倒在靠背椅上养养神，准备到广州大酒家去参加宴会。周主任是广东人，所以同事们今天挑选了一家广东菜馆。他到那里的时候，周主任和别的同事都到了，还没有入座，说是在等候总经理。大家在灯光明亮的厅子里兴高采烈地谈笑。只有两个人不讲话。他自然是其中的一个。他躲在一个角落里，缩在一把椅子上，用茫然的眼光望着众人，偶尔端起杯子喝一两口茶。
等了半点多钟，总经理坐着汽车来了。他一年中间见不到这位瘦得象猴子一般的大人物几面。大人物点着一根手杖**地走进来，众人一窝蜂地拥上去迎接，他多少带点惶恐地跟在大家后面。总经理带笑地道歉说：“对不起，我来迟了。”
“不迟，不迟！我们也是才来！”许多声音一齐说。他没有作声，他不想跟那位大人物讲话，那个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别的同事们好象也忘了他的存在似的，仍旧把他抛在角落里。
摆好了两桌酒席。就座的时候，大家客气地让坐，他默默地远远站着，那几个地位跟他的差不多的同事都有说有笑地坐定了。还是钟老招呼他过去，钟老给他保留了一个座位。
别人喝酒吃菜，兴致非常好。总经理和周主任坐在另外一席。他这一桌的同事们都过去敬了酒，就只有他一个人不曾去。除了钟老，谁都不理他，连小潘今天也不肯跟他讲一句话。他看不惯大家对总经理和周主任巴结的样子，那些卑下的奉承话使他发呕。这个环境对他太不相宜了，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他多么需要安静。他们并不需要他，他也不需要他们。也没有人强迫他到这里来。可是他却把参加这个宴会看作自己的义务。他自动地来了，而来了以后他却没有一秒钟不后悔。他想走开，但是他连动也不曾动一下。
他一直是埋着头默默地喝酒。钟老偶尔对他讲两三句话，他也只是唯唯地应着。说是因为禁酒的缘故，茶房把黄酒斟在茶杯里冒充茶，免得警察来打麻烦。他现在真的把酒当作茶来喝了。没有人向他劝酒，可是他自己喝了好几杯。他知道自己酒量差，他想喝醉，想使脑筋糊涂，但是一直到席终他还是十分清醒。周主任却醉得只会傻笑，接连讲着一些不合身份的话。他趁着众人吵闹地纠缠在一起似乎在准备游艺节目的时候，一个人偷偷地溜走了。
他走出菜馆，到了冷静的街上，觉得有点冷，但是呼吸舒畅多了。他大步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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