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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兰国会曾对此事进行辩论,担心处于盛世中的乾隆政府的军事报复以及中断经济往来。

    福建总督策楞、提督王郡将此事上奏朝廷。后来经过反复商议,归纳如下看法:被杀华侨是“自弃王化”、“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是“彼地之汉种,自外圣化”,因此华侨遭屠杀,“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圣朝”无须加以责备,只是禁止了彼此之间的通商贸易。巴达维亚陷入萧条。

    除了这三件排/华/事件,还有其他的排/华/事件都写在了上面。甚至连这次排/华事件的内在原因都写了出来。

    原因就两字——利益。

    由于东南燕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当地的土著根本不用辛苦劳作就能从大自然中获得大量食物。因此当地土著十分懒惰。相比于懒惰的土著,华人是十分勤劳的。这样一来,华人十分受欢迎了。

    (下面这一段摘自铁血社区的文章——《历史上的印尼排/华/事件值得每个中国人反思!!!》。希望文章的版权所有人不要将最后告上法庭。)

    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是和平移民。他们或出于通商贸易、或出于躲避灾荒战乱、或出于被拐骗劫掠、或出于追求新生活而离乡背井来到印度尼西亚,与当地各族人民共同披荆斩棘,流汗洒血,进行开发和建设。可以说,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与原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各族人民之间是一种同劳动,共患难,互通有无,友好合作的关系,相互之间并没有根本上的利害冲突。而且,正如印尼前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所指出的,由于移居印度尼西亚的“许多中国商人、工人、手工业者”“不仅带来了货物”,还“带来了中国的技术和古老的文化”,(《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六月三日)因而在印度尼西亚岛屿城乡间受到当地人民的普遍欢迎并享有相应的威望。

    公元十七世纪初,荷兰殖民者入侵印度尼西亚时,也曾清醒地意识到华人在印度尼西亚无数岛屿的开发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任荷兰驻巴达维亚首任总督的彼德逊昆曾在其给上司的信中写道:华人是“辛勤劳动,没有武装,不用害怕的人”,“这个‘新兴共和国‘里无论什么民族都可以容纳,但华侨人口必须永远占绝对多数,这个国家才能生存。”(《彼德逊昆东印度商务文件集》卷二,七百零二页)

    为此,他曾对万丹实施封锁,迫使在当地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农业劳动的两千多名华侨迁至巴城。彼德逊昆声称为了在殖民地“攫取更多的利益”,“在世界上对我们最有用的莫如中国人。”他在一六二三年离职时劝戒其继任者“利用此时印度洋的季节风,派遣舰队到中国沿海去,尽可能把男女幼童掳掠回来。这是最要紧的事。”(maair的著作《chineseabrood》,五十二页)

    为此,荷兰殖民者曾以武力侵占我国的领土澎湖列岛和台湾,进而到厦门、海澄等沿海地区大肆掳掠中国人,辗转运到巴达维亚当作奴隶出售。同时,荷兰殖民者不惜派船舰封锁马尼拉、澳门以及中国东南沿海港口,诱使甚至劫持中国商船前往巴达维亚贸易。殖民当局训令其官员“优厚接待”“经商的华侨,并大量发给华侨自由入境证,欢迎他们来巴城。”凡来自中国的商船,只要每艘交纳550里亚尔后,“不论其只数多寡,船舶大小,货载贵贱”,一律不加“盘查干扰”。(荷鲍乐史:《东印度公司时期中国对巴达维亚的贸易》)

    中国商船除带来丝绸、纺织品、茶叶、瓷器、铁器等印度尼西亚人民生活必需品外,还带来许多因生活窘迫而不得不移居印尼谋生的华人“新客”。据外国史籍记载,至一七三九年,居住在巴达维亚城内外的华人人口已达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二人。当时整个印度尼西亚包括巴达维亚在内仍是野兽横行的荒凉未垦的处女地,“华侨担任的工作是酿酒、割草、伐树、挑水、烧窑、制砖、打铁、制造木具、种植蔬菜和培植牡蛎等”。(荷费缪伦:《巴达维亚的中国人和一七四零年动乱》第八页)

    “来到这里的中国人,大多数是做生意的人,然而他们的手工艺比任何一位(东)印度人都更高明;他们大部分从事于打鱼和耕作,尤其是种稻、种蔗和种玉米;有些人虽然仍以打鱼为业,但主要还在于做买卖。”(约翰.纽霍夫:《东印度的非凡航行和旅行》)

    也就是说,华侨活动的经济领域囊括了农业、渔业、农产品加工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等开发建设的各个方面。故而有人赞道:“巴城如果没有华侨,几乎不能存在。”(弗列格:《东印度群岛史》)

    因此当时的殖民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华侨,而要使东印度获得辉煌的成就,提供丰富的物资,创造幸福的生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巴城寄荷文牍案卷》一七四四年第二卷)

    荷兰殖民者对华侨的政策,不仅是出于劳动力的需要,而且也出于掠夺财富的需要。当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人口的增长以及华侨在印度尼西亚经济活动的发展危及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垄断地位和利益时,荷兰殖民当局对华侨的政策就转化为限制、排挤和打击。

    一六零六年,荷兰当局宣布:“除荷兰东印度公司外,禁止其他(商旅)私自与印度尼西亚东部贸易。”(《荷印布告汇编》卷一)之后,又陆续颁布禁令,禁止中国商船到除巴达维亚外的印尼各岛屿及港口贸易。

    从一六二零年十二月开始,荷兰殖民当局对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尤其是华侨蔗农实施各种项目繁多的横征暴敛,并强迫华商将运来的商品和收购到的土特产按照他们规定的低贱价格卖给东印度公司。

    一六一九年,荷兰殖民当局在印度尼西亚实行华侨甲必丹制度,加强对华侨的控制和管理,华侨必须在自己头领的管理下集体居住在指定的地方,以便“分而治之”。之后,荷兰当局还实行通行证制度和居留区制度,对华侨人口的迁移、流动、居住进行限制。

    一六九零年,印尼荷兰殖民当局颁布公告,规定船只运载华人新客入境的限额,超过限额者则要被罚款、服苦役和遣返。(《荷印布告汇编》卷三)

    一七一七年范斯窝尔(vanswoll)就任总督后还曾一度下令停止对华贸易,禁止华人新客入境。进入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在印度尼西亚因失业陷入贫困的华侨日益增多,荷兰当局害怕这些无业的华人会危害他们的殖民统治,即将其拘捕流放到锡兰、班达、好望角等殖民地充当种植园的苦力。这些无辜的华人往往在途中就被杀害或抛弃海中。一些不愿坐以待毙的华侨纷纷逃往城外,聚集在一起,组成一支近五千人的抗荷队伍,以图自救。

    后来他们都失败了。

    从此,每隔一段时间当地的殖民政府都会进行一次排/华/事件。而且随后的排/华/事件中,充当急先锋和打手的不是当地的殖民者,而是当地的土著。

    而这次排/华/事件的起因则是当地土著眼红李斌对当地华人的奖励。

    “你们看完了,有何感想?”李斌向众人问道。

    “我们感触颇深。真没想到,他们居然会这样做。”

    “是呀!说到底,这里不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根在中国。对他们来说,我们就是侵略者。”

    “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回去了,而且是全家都回去。要是你们当中有人想要回去,我们就一道。”

    “我和你一起回去。这此算我们运气好,下次运气就不会这么好了。”

    “我也一路。”

    “我也一路。”

    “我也一路。”

    “我……”

    “老宁,你什么你?走不走,给句话。”

    “我倒是想走,但走了,那偌大的家业就没了。”

    “如果家业的话,倒还没多少担心的。”

    “李主席,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完全可以将在当地的产业全部都卖了。虽然到时候价格比较低,但只要你们回国办厂,我相信你们获得的回报要比在南洋的多上几倍。你么别忘了,当初办法勋章的时候,可是给了你们回国投资设厂的优待的。”

    “对呀1我怎么忘了?!还是李主席说得对。没说的,我一回去就将产业卖了,哪怕价格低点都没关系。”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也是。”

    “对了。”

    “李主席还有什么话说吗?”

    “我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尽可能地鼓动当地的华人、华侨离开当地。”

    “这没问题。”

    就这样,在场的人都表示自己回去后会将自己的产业卖光,然后回国投资设厂。至于回去后是否真的这样做李斌就不知道了。

    看着众人离去的身影,李斌很愤怒。因为这次排/华/事件的背后居然有那些被赶出来的人和香/蕉/人的影子。李斌已经打定主意,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要让他们后悔。

    这次事件也让新政府顺势推出了一项新规定——政府应采取妥善行动保护在海外华人、华侨的切身利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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