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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兵退走的原因很多,肯定有种师道判断的后路不稳的情况存在。东路金军南下,从河北过去的宋辽边界,几乎是一条线打过来的,邢州、相州,然后就是几个黄河北岸的州县,占据这些城池,充其量只能守住后路,连控制都谈不上,因为主力在前线,留下的部分守军,连城外都不可能控制,更何况附近州县虎视眈眈,这是地利,稍有不慎后路就会被切断。

    还有天时,春分时节,黄河涨水,如果此时不过河,浮桥可能被冲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种师道可能都没想到,那就是气候环境问题。李慢侯曾经注意到两次金军南下的时间,发现都是从农历十月开始。第一次还能说是巧合,第二次就一定是预谋的。原因很可能是,生长在苦寒的黑龙江流域的金兵,无法适应黄河流域的夏日,这些人到了大连都觉得是到热带了,更何况到了开封呢。不适应可不仅仅是流流汗的问题,数万人,在野外扎营,那是要得病的,军队一旦得病,那就是疫病,往往比战斗本身更可怕。金兵统帅斡离不匆匆撤军,很快军中已经出现了疫病的苗头。

    最后是人和。史料记载,金兵南下是在刚刚灭了辽国之后,就迫不及待的进攻北宋了,理由是北宋收纳了辽国叛将张觉。这确实是一个理由,但这理由并不充分。北宋确实收纳了张觉,在金国抗议后,先是找了一个跟张觉想象的人砍了脑袋送给金国,金国发现后质问,北宋又真的将张觉的人头送给了金国。如果以这种理由,那就不用等北宋送完人头了。反倒是因为砍了降臣的脑袋,导致后来在燕云一带投降宋国,并帮助宋国守城的辽国降将,比如郭药师等人纷纷投降,他们认为金国要张觉北宋就给张觉,金国要他们的脑袋,宋国也会给。张觉事件,让北宋失去了收复的燕云地区汉人的人心。所以金兵才能一路南下,势如破竹。

    可现在形势逆转,金国军队此时进入了宋国腹地,这里的人心向背是倾向北宋朝廷的。而且金国急于南下的原因,李慢侯曾经怀疑过,他不认为这是金国急于灭亡北宋的野心。金国不是中原王朝,并没有大一统的观念,否则他们就不会冒险孤军深入直逼开封,而是逐步蚕食,步步为营,更不会打下开封,俘虏了两个北宋皇帝后,反而立张邦昌做傀儡皇帝,而不是直接统治。带着这些怀疑,李慢侯在史料的缝隙里找到了这样不相关的两件事。

    在金兵没有攻宋之前,他们一直在大同以北的辽国作战。金国是一个从游猎部落冒起的军事国家,行政、经济都极其落后,他们在辽国西部作战,不可能拥有从东北运输物资到蒙古草原的能力,他们也没有这种传统和习惯,游牧军队作战,从来是就地征粮。但辽国北方草原地区,显然不可能有丰富的粮食产出,游牧的作业模式,让牧民很容易躲避,辽阔的草原,让他们很容易隐藏。因此金国大军想要持续在草原作战,依靠劫掠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金国军队的粮草供应,一定十分紧张。

    另外金国崛起太猛,短短几年间,就灭掉了辽国的五个都城。金国是游猎部落崛起,辽国却是一个已经跟北宋和平共处了两百年,十分汉化的封建王朝。在长城以南的农耕区,辽国的行政制度,几乎完全效仿北宋制定。金国吞并辽国,是不可能一下子拥有统治这样一个复杂的农牧并重的帝国的经验的,他们开始也低估了统治的难度,费尽力气在辽国推行金国军事部落习惯形成的猛安谋克制。这肯定会出现严重的文化冲突和经济混乱。

    其次,金国以小国吞大国。尽管军事上可以做到,但经济上却很难支撑。金国所在的东北地区,别说比北宋了,比过去的辽国,都是野蛮落后地区。因此根本不可能靠本国财政支持灭辽的军事开支,只能让军队自筹。军队自筹的恶果就是,辽国人肯定会反抗。契丹人的反抗是很麻烦的,因为辽国分南北两块,北部是游牧区域,游牧的契丹人在草原上跟金兵纠缠,这些游猎军队,未必玩的过游牧民,即便能打的过,也会陷入麻烦的游击战。

    因此灭辽后,金国必然有这样的困境。一方面无法支持骄兵悍将的军饷,继续让他们劫掠,则占领的辽国统治区很难安定,中原王朝统一之后,往往还会减免税负,金国别说减免了,不劫掠自己的军队都要崩溃。

    此时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在占领的辽国统治区抢劫,激起永无止境的反抗,要么南下去抢更肥的北宋。所以金军才会刚刚灭辽后急于南下,说他们想立刻吞并北宋不合逻辑,他们连吞并辽国都困难重重。

    带着这些怀疑和猜测,李慢侯先后找到两个记载印证了自己的怀疑,在金国人抓住辽国末代皇帝前,两次出使北宋,都是要财物的,一次是要求北宋转交燕云地区的租税,根据童贯跟金国的协议,由于童贯没能攻下这些辽国土地,金兵攻下后,童贯给了巨额贿赂,并且许诺这些地区的租税,以后都交给金国,因此金国前来讨要;第二次,是催要粮食。辽国灭亡前,北宋派出使臣赵良嗣去商谈将金国攻占的辽国土地中,本应该是宋军攻占的交回给宋国。金国向赵良嗣借粮,赵良嗣同意借二十万担。可金国人来要的时候,北宋官员却说赵良嗣口头承诺,他们没有纸面凭据,不能给。

    第二次借粮,已经是张觉事件之后。两次索要财物,甚至金国同意童贯花钱买城等举动,反面印证了金国财政困难。所以他们灭辽后立刻攻宋,就不难理解了。

    很显然,攻打辽国的时候,金国都不可能运输粮食,攻打北宋,当然也是就地征粮了。就像当年契丹人的打草谷。金军围困开封,周边百姓肯定就是最好的劫掠目标。在金兵占领的黄河两岸州县,必然是重灾区。老百姓没饭吃了,连北宋的反都要造,更何况是这些不但抢粮食让他们没饭吃,很可能还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游猎时代军队。

    后来金兵退走后,河北地区高达百万的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兵,其实就是因此而产生的。

    这些义军就是最大的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种师道认定,出击金军肯定能取胜。即便失去了精锐骑兵,但金军后方河北义兵骚扰着,前方西军主力追逐着,这只孤军深入的金国大军不可能全身而退。

    种师道的建议,也有部分文官支持。比如带着勤王军从淮北赶到开封的张叔夜,张叔夜作为一个文官,可以算是少有的有军事经验的,至少他的军事经验比李纲丰富的多,连童贯都未必比得上他,因为当年纵横京东的宋江起义,就是被张叔夜消灭的。张叔夜请求带领骑兵抢先过河,绕到金兵背后,切断金兵退路,配合种师道的西军主力歼灭金军。结果不但没被接受,反而被调到江南做官去了。

    种师道见他正确的建议不被接受,强行向皇帝谏言,皇帝此时还在惊惧,坚决不同意。

    结果种师道这个武将毕竟脾气直,当面发怒,斥责“他日必为国患”,这句话说的太重了,既可能指的是金兵他日会成为大宋祸患,也可能指的是宋钦宗成为国家祸患,总之宋钦宗听后很生气,将种师道罢免了。夺了他的军权,让他看守太一宫去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金军从容过河,退往河北。

    朝堂斗争就这样以主和派胜利了?没那么简单!

    当金兵越来越远,朝堂的风向又开始改变。

    金兵在城外的时候,惶恐不安的大臣们激烈主和,金兵开始撤退的时候,担心招惹麻烦的大臣们拒绝追击,可当金兵越来越远,危险越来越远的时候,大臣们似乎想起了勇气,关键是他们突然想起了祖宗。

    金兵要钱的时候,他们连皇帝宗庙历代皇帝塑像上的金箔都能刮下来,现在他们想起了祖宗社稷,告诉宋钦宗说,不行啊,不能割让三镇啊,保州、定州归属于中山府,你老赵家的祖坟可就在这里啊(在保定)。

    搬出祖宗牌位后,宋钦宗能说半个不字吗?而且他自己也改变主意了,就像当时他坚定主张出击,得不到种师道的赞同,甚至秘密让姚仲平去劫营一样,他改变主意,主要就是受文官团体影响。

    他的问题,主要是没有主见。自幼长在勾心斗角的深宫,惶惶不可终日,小心谨慎惯了。突然一日让他当了皇帝,他几乎不可能立刻变成一个有决断力的人。能鼓起勇气主战,其实已经难能可贵,经历挫折后让他很快恢复过来,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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