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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明发展的预测，也难免会受到时代的局限。
在卡奥*海因里希所处的时代，人，是社会生产的唯一中轴，任何生产活动都无法脱离劳动力、脱离人而单独存在。
而有产者的布局，也紧密围绕“人”这一因素而展开，通过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将资产主义的历史先进性与原罪展现的淋漓尽致。
身处那样的时代，即便海因里希也没办法料想到：
有朝一日，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生产活动，可以完全脱离人而存在。
当生产过程脱离了人，无数劳动者被从生产过程的核心一脚踢开，进而，不再掌握先进的生产力、甚至根本不具备生产力，工场主和有产者就无须再顾虑民众的想法，无须考虑民众的诉求，进而，无须在意民众的生存、抑或毁灭。
在人工智能大踏步前进、不断剥夺劳动者岗位的今天，取代资产主义的，也不会是另一种更先进的生产关系。
不会是公社主义，而是形式上更退化、更落后，却更适应时代的奴隶制。
“新时代的奴隶制”，不管世人怎样看待，这种制度，的确正在埋葬万恶的资产主义。
西历1483年的联邦，这一趋势，正在表现的越来越明显，资产主义特有的扩大再生产、生产与消费落差，乃至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些现象正变得越来越微弱。
社会生产的目标，越来越偏离社会全体成员的需求，而聚焦于顶层的需求。
这一变动的直接后果，是宣告了“扩大再生产”的终结：
社会生产的组织，有了明确而具体的目标，就是满足顶层、有产者、工场主的需求，而这些需求，不论数量、质量还是发展趋势，都相当明确，可以被人工智能武装起来的生产体系所预测、把握，而后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进行生产活动。
为满足顶层的需求，一方面，APMS甚至APOS，是必须要有的。
另一方面，则是目前生产体系对人的需求，从科学研究到工程实践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的需求，也被纳入社会生产的框架体系之内，“奴隶”们的任务是维持庞大生产体系的运转，获得的报酬，则是自身生活需要的满足。
在此基础上，不论顶层、还是奴隶，无法被AI机器所满足的一切需求，则由“奴仆”来加以满足。
顶层，奴隶，奴仆，关系怪异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今天的联邦社会。
这其中，奴隶为所有人提供产品，奴仆为所有人提供服务，顶层则直接躺赢，歆享奴隶与奴仆提供的产品与服务。
除此之外，不属于以上群体的民众，则被干脆利索的一脚踢开。
顶层坐享其成，奴隶与奴仆日夜辛劳，这样的景象，在资产主义时代的联邦，也是司空见惯的寻常景象。
那么新时代奴隶制与资产主义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
在于奴隶制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