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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谷寿夫，蒋委员长自然是清楚的，南京大屠杀刚过去不到三年，由于这个年代信息普遍不太发达的缘故，普通的百姓或许不是太清楚，但身为一国领袖的他却又怎么会不知道谷寿夫和他的第六师团干的好事呢。
蒋夫人捂住了小嘴，吃惊的神情跃然于脸上，“达令，日本人怎么能这么干，他们难道就不怕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么？”
蒋委员长苦笑了一下，自己这位夫人从小在美国长大，受到的也是西方教育，对于日本人的残忍了解得却是不多。而蒋委员长则不同，虽然我们这位蒋委员长没有在日本接受过高等军事教育，上的也是一个三流的军校，但对于日本这个民族的特性确实是有着很深的了解的。
蒋委员长是1908年初到的日本，属于公费留学，从1908年初到1910年冬，进了振武学校，被分在炮兵专科。
在这里，蒋委员长感受最深的就是日本军队那严格到苛刻的阶级划分。在日本军队里，下级服从上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要层层服从和伺候比自己级别高的军人，稍不如意，就会受到斥责，甚至遭到体罚。按日军的武士道的规矩，下级要服从上级，哪怕是命令错了也要执行。日本人对于下级士兵出现的错误的简便实用惩罚是打耳光，而且要打的响亮才合格。
而被打耳光的下级，则必须要立正，在被打之后要发声“嗨，嗨”，其含义有二，一是承认上级打的对，自己做事情错了该打。二是表示自己可以接受更多的耳光。
对于日本人来说打耳光只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对于华夏人来说，打耳光这种惩罚仅仅只有父母亲才或直系长辈才有资格对晚辈实施，一般晚辈出错以打屁股为主要惩罚手段。打耳光是相当悔辱人格的事情。华夏人将脸面看的非常重要，俗话说：打人不打脸。对华夏人来说，打耳光是如同世间最大的悔辱。如果在吵架中，一方打了对方一个耳光，对方立即可以玩命的冲上来，不惜以命相博。如果不是以命相博，周围的人就看不起这人了。所以，打耳光是人们不能承受之生命之重。
打耳光这个惩罚手段极其不好。被打的人时间长了就有了心理变态，就会在有些场合暴露出变态行为。
日本人估计是耳光被打多了，所以绝大多数人的心里也变得很是扭曲，很多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日本人看来却是很正常的，所以对于日本人将杭州百姓压到江边胁迫苏晋将队伍后撤这种事在蒋夫人看来或许是无法想像，但在蒋委员长看来一个心里已经扭曲变态的民族做出这样的事来是很正常的。
看到蒋委员长沉吟了好一会也没有说话，蒋夫人也有些急了，推了推丈夫的胳膊道：“达令，你倒是说话啊，日本人竟然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来，你作为党国领袖，难道就不应该做点什么吗？”
“我能做什么？”蒋委员长无奈的一摊手：“苏三思的脾气你想必是知道的，他这个人是出了名的眦睚必报，连放毒气这种事情他都能做得毫无压力，谷寿夫这次竟然敢公然威胁他，他肯定是要报复回去的。”
蒋夫人急了：“可是那些无辜的百姓怎么办？如果苏三思不妥协的话日本人肯定是要杀了他们的，那可是几千老百姓啊！”
“你糊涂！”蒋委员长瞪了她一眼：“妇人之见，老百姓是无辜的，那些为了光复杭州而战死的将士怎么办？他们的鲜血岂不是白流了，再说日本人原本就是狼子野心之辈，如果我们这次妥协了日本人下次再故技重施怎么办，难不成我们每次都要妥协吗？”
“那怎么办？”蒋夫人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刚才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也是因为太过着急了，经过丈夫这么一点醒她立刻也清醒了过来。
“哼，这事不能就真么算了，我要立即召集美国、英国和法国等驻华夏的特派公使，向他们披露此事，一定要对这种违反了国际基本准则的事情严加谴责！”说罢，蒋委员长便立即通知下面的人开始会见各国驻华公使，并通过这些公使向日本政府转达国民政府的抗议。
就在重庆方面开始为此事奔波的同事，正在衡州郊区的军用机场指挥作战的飞行大队长楚原也知道了前线发生的事，义愤填膺的他正指挥着虎鲨中队和黑鸦中队准备再次出击。
正在楚原一片忙碌的时候，他接到了一封从杭州发来的加急电报，看着点报上的内容他的脸色立刻就变了。
“大队长，出什么事了？”看着楚原变得有些怪异的脸庞，一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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