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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忌率领五个诸侯国的联军在黄河以南大败秦军,使秦国将领蒙骜战败而逃。联军乘胜攻至函谷关,秦军紧闭关门,不敢再出关。这次合纵攻秦的胜利,使魏无忌的声威震动了天下,各诸侯的宾客都向他进献兵法,魏无忌编写成书,后世称为《魏公子兵法》。

    而因为河外之战的惨败,代理秦国国政的吕不韦(其时秦庄襄王很有可能已死,秦王政初登基,国政由吕不韦辅助处理。)忌惮信陵君,因此派人持万金到魏国离间魏王和信陵君的关系,同时派人到魏国境内假装祝贺信陵君登上王位,因此魏王更加怀疑信陵君,于是派其他人代替信陵君执掌魏国兵权,五国攻秦计划失败。

    信陵君从此心灰意冷,回到魏国之后,不再上朝,每日沉迷酒色,四年之后(公元前243年)去世。从此魏国失去最后支撑的顶梁柱,18年后,魏国被灭。

    至于阿衡,也称之为保衡,是指商朝时期的贤臣伊尹:

    商朝建立后,商汤便封伊挚为尹。《史记?殷本纪》皇甫谧注云:“尹,正也,谓汤使之正天下。“正天下”就是要以身作则,作天下楷模,师范天下。《尚书君爽》引周公语说“伊尹格于皇天”,是代天言事的。他的话就等于天意,所以,可以说伊尹是太上教师。他曾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并自称:“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子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伊尹以先知先觉自居,把自己的话视为最高教义用以教育人民,大有舍我其谁的派头。可见伊尹是全国拥有最高师权的人物。

    商汤死后,伊尹历经外丙、仲壬,又做了汤王长孙太甲的师保。传说,太甲不遵守商汤的大政方针,为了教育太甲,伊尹将太甲安置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中成汤墓葬之地桐宫,他本人与诸大臣代为执政,史称共和执政,并著《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讲述如何为政,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以及如何继承成汤的法度等问题。在伊尹创设的特定教育环境中,太甲守桐宫三年,追思成汤的功业自怨自艾,深刻反省,“处仁迁义”,学习伊尹的训词,逐渐认识了自己的过错,悔过反善。当太甲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后,伊尹便适时亲自到桐宫迎接他,并将王权交给他,自己仍继续当太甲的辅佐。在伊尹的耐心教育下,太甲复位后“勤政修德”,继承成汤之政,果然有了良好的表现。商朝的政治又出现了清明的局面。《史记》称“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于是伊尹又作《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一篇褒扬太甲。太甲终成有为之君,被其后代尊称为“大宗”。

    就魏国跟秦国在公元前225年的巨大差距,一个信陵君跟一个伊尹能够做到什么?

    ……

    在水淹大梁当中,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大梁城当时与黄河并不搭边,后人看着地图,看到了黄河流经开封,就很理所当然的认为秦军同时也掘开了黄河的堤坝。

    然而……

    当其时的黄河并不流经大梁。

    黄河在公元前4世纪(战国中叶)以前,上限大致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流域是有所记载的。

    当时黄河下游流经河北平原,在渤海湾西岸入海,因两岸未筑堤防,河道极不稳定。据文献记载,黄河曾往返更迭多次流经的有《禹贡》、《山海经》和《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三道。前二道在河北平原偏西,沿太行山麓北流,《山经》大河下游大致走今雄县、霸县一线,至今天津市区附近入海;《禹贡》大河下游在深县与《山经》大河别流,穿过今河北平原中部,于青县以东入海;而《汉志》大河则离开了太行山东麓,经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东北至黄骅县境入海。上述三河道在战国中期以前或迭为主次,或同时存在,而以流经《汉志》大河为常见。

    在古代,“河”即为黄河的专称。据《汉志》、《水经注》记载,河北平原上被称为“河”的水道达10余条,均可能为黄河某次决流改徙后的故道。

    后世总结这一时期的黄河下游因堤防未筑,河道无所约束,漫流改徙无定,或时出现多股河道并存的局面。到战国中期,下游两岸全面筑堤,河道开始固定,即《汉志》河水和《水经注》大河故渎。

    公元前4世纪~公元初年(战国中期至西汉末年)。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地区人口稀少,初筑堤防时,两岸堤距宽达50汉里(1汉里相当现今414米),大溜(水流主泓)得在堤内游荡,河道蓄洪能力较强,不易发生决口。

    以后生齿日繁,在大堤内河槽两旁淤出的大片滩地上进行了垦殖,修筑民埝以自卫,远者距水数里,近者仅数百步。遂使河床迫束,河身多曲,淤高迅速,险情迭出。西汉末年今河南浚县境内河道,“河水高于平地”,显然已成悬河。

    这是秦汉以来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加剧的结果。西汉一代河患严重,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10次较大规模的决溢改道。其时北决多形成汊道,曾出现过的有屯氏河、张甲河、鸣犊河等,起过一定的分洪作用。而东南决口则往往夺泗淮入海,豫东、淮北平原灾害尤为严重。

    如公元前132年河水在东郡濮阳瓠子口(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决,东南夺泗、淮入海,洪水泛滥16郡境,相当今豫东、鲁西南、淮北、苏北等广大地区,成灾20余年。公元11年王莽时黄河东决,河淮之间水灾延续了60年之久。

    公元1~10世纪(东汉至唐末)。在将近千年时间里,黄河下游河道出现过相对稳定的局面。间有决溢,亦未酿成大规模改道。其原因:一是东汉开始大量游牧民族入居黄河中游,返耕还牧,次生草原和灌木丛代替了耕地,水土流失相对减弱;二是公元70年著名水利学家王景对西汉末漫流的河水进行全面治理。通过疏浚壅塞,截弯取直,修筑堤防和水门等措施,开辟了一条新道。这条新道大体流经冀鲁交界地区,至今山东利津县境入海。线路顺直,有利于泥沙的冲刷,积淤缓慢;三是当时黄河下游存在不少分支,或单独入海,或流入其他河流,起着分洪、排沙的作用,故河道稳定。

    而从这些记载描述,以及后人总结出来的黄河当其时的河道,黄河在后世的花园口东面一段距离,就向北流向太行山南部,光是这一段距离,就可以说与大梁城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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