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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太公下令诛狂矞、华士兄弟,从此再无违抗命令法规之事发生,局面迅速安定。五个月后即向周公“报政”,即汇报封齐定国后的安定局面,周公闻报十分惊讶,在这样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土著人性格难驯的地域,在这么短的时间能使大片疆域安定,确实是一个奇迹。据记载,齐国初封面积已达方500里。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称:  “昔吾先君太公,受之营丘,为地五百里。”周公问治齐之方略。太公回答说:  “尊贤尚功,因俗简礼,凡是有德有能的人,不管氏族同异,愿为齐出力的,均安排合适的位置,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东夷传统礼俗,允许沿袭使用,若有改变,也是向利于民的方向发展。所以很快就得到士民们的拥护,实现了朝野归心。”周公听了太公的话,感慨地说:  “为政简易,便民顺情行政,民人自然乐于接受并为之效力,鲁国的后代恐怕要面北朝齐了。”

    太公安定了大局之后,立即着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营丘经济自然地理条件并不好,  《史记?货殖列传》载: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而人民寡。”  《盐铁论》则说:  “昔太公封营丘,辟草莱而居焉。”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对经济的发展不利。太公以其超人的谋略智慧,结合当地实际,确立了务实求功的基本指导思想。制定了三大基本国策:  “举贤尚功”,  “因俗简礼”,  “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

    举贤尚功,就是选拔有才德、有建树的人,给爵位,授实权,让他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通过考核符合选贤标准的人,不分亲疏,均用其所长,并督创实绩,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实证明,太公这条“举贤尚功”的用人路线,是他超越时代的先进思想的表现,突破西周“尊尊亲亲”的正统思想束缚,举贤任能不计亲疏,唯才是举,从而为后来“齐日大至于霸”的业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因俗简礼,就是因东夷土著之俗,简化西周的繁礼,以适应当地的民情。齐地是中国早期开发区,伏羲、炎帝、蚩尤、共工均曾居于此,所以这里虽农业滞后但却是制造舟车、冶铸兵器的肇始之地,有尚武重仁的传统,蕴藏着全面发展的无穷潜力。太公深知,要发挥这一优势,就要调动广大士民的积极性。因此,太公采取了“敬其众,合其亲,因其明,顺其常”的策略,要求官吏们对民要“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同上)以争取民心,激发士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周礼,既保持了它的权威性,又简化了一些繁琐程序,从齐地民俗的特点出发,两相结合,创造了既让齐民乐于接受、又不太悖于周礼的新制,从而调动了齐民兴齐建国最大的积极性,开改革开放的先河。

    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太公封齐之初,营丘一带原是一片荒凉的草莱之地,虽然齐无膏壤千里,但也有自己的优势。营丘西境有盛产高品位的优质铁矿石的商山,因出铁矿著名又叫铁山。迤东有杜山,储铜矿丰富。北境靠清河临济水,两水入海处构成了天然的鱼盐产区,地潟卤宜种桑麻,纺织品早已知名,从而构成了齐地发达的丝麻纺织业。太公依此制定了有利于发挥这些优势的经济政策,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实行农、工、商并举。他在注重发展麦、黍、稻生产的同时,又大力发展桑麻种植。舟车兵器制造,劝女工极技巧。  《论衡》说:  “齐女世刺绣,恒女无不 能。”说明当时已有规模可观的纺织、刺绣手工业。与开发矿业和冶铁相匹配的,就是煮盐捕捞,向河海求利,盐是人的生活必需品,市场广阔,因而很快成了齐国的支柱产业。河海之利进一步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农、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

    太公把“通末业”作为富民强国的根本保障之一。  “末”即指工商业,这里特指商业。太公一方面重视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发展桑蚕丝织,发展鱼盐捕捞,积累了大批的商品资源。另一方面,重商业贸易,必使齐国货物遍利天下,发展与各国的通商贸易,以实现财蓄货殖、富民强国的目标。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使一个“地薄人稀”的荒僻之地变成“世为强国”的大齐。

    太公封齐治齐,正欲大展鸿图之时,接到西周讣告:武王驾崩。太公看罢,十分震惊。刚灭殷二年,天下未稳,世子姬诵年仅10岁,难以临朝执政,若不及时定王权、安天下,新生的政权将吉凶难料。此时可谓西周的存亡之际,事关重大,不容迟缓,太公当即赴京奔丧。至周廷先见了留朝辅政的周公,二人对王权有所安排后,又与诸重臣商议立王与治丧事宜。大家议定,立世子诵为王,即成王。在其年幼不能摄政期间,暂由周公摄政,待成王年长后还政于王。成王即位,诏告天下,改元更始。夏六月,安葬武王遗体于毕地(今陕西省咸阳市北),大事既定,太公匆匆返齐。

    太公返齐不久,就有消息传来,说管叔、蔡叔、霍叔散布流言蜚语说:  “周公将不利于成王。”也就是说周公摄政实为夺权,将来还政于成王,不过是一句空话。这流言影响极广,使朝野人心浮动。周公于是对太公、召公说:  “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行王政,是恐怕天下叛周,没有脸告慰先王在天之灵,所以才辅佐成王。”  《齐太公世家》中也记载当“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之时,成王曾命太公“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太公深知,管、蔡、霍三人为武王胞弟,因是王室中最可靠的人,才让他们监视殷纣王子武庚,故称“三监”,他们若对周公疑心并妄动为 乱,诸侯有人乘势而起,后果将不堪设想。太公接周公书信,知道事情严重,一面表示支持周公,一面部署力量,以备不测。

    成王元年,  “三监”果然与殷纣王子武庚内外勾结叛周,由于武庚的乘势而入,这场西周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在性质上变成了殷商遗民复仇、旧朝复辟的叛乱了。特别是乱发京畿,外邦诸侯有人响应,形势就更加严峻。武庚起于殷(今河南汲县境),管叔发于庸(今河南郑州市北),蔡叔发于卫,霍叔起于邶,对周室王城形成三面进攻之势。而南境淮上九伯皆叛,东夷实力强大的“五侯”蒲姑和奄、熊、盈、徐也先后相应起事。

    太公以其雄韬伟略,与周公兵分内外,两线出击。周公率京畿之兵,伐诛武庚“三监”;太公奉成王诏书讨伐五侯九伯。3年败武庚,诛管叔,流放蔡叔,太公继以齐军降淮上九伯,并迁其君;灭蒲姑平息东夷五侯之乱。武庚残部窜入东海上,靠将领飞廉骁勇顽抗,太公“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擒杀了武庚。之后太公顺势一鼓作气,又平定了不顺者50余国,从而使周转危为安。正是太公立下了二次安周大功,所以齐成为专征伐大权的东方主盟国家。

    平叛胜利之后,周成王把蒲姑领地又封给太公,使齐国版图大大超过了500里。而齐专征伐大权,权力所及,  “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于无棣”,成为雄踞东方的大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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