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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恩镇邵子平家，张纯如正在和邵子平谈拉贝的事。邵子平告诉张纯如：“1993年我专门去过德国寻找拉贝的线索，我在柏林查电话本，打了好多电话，找到了五十几位拉贝，但都不是我们要找的拉贝。我还到柏林教会的档案库找过，想从教会活动文件里发现关于拉贝及其后人的线索，但没有找到任何记载。”
张纯如微微点头道：“我从中国带回了很多南京大屠杀的档案，里面有很多德国政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外交报告。这些报告里面提到德国方面多次要求拉贝离开南京，返回德国，都被拉贝拒绝了。到后来德国政府通过西门子总部对拉贝下了最后通煤，要求他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后回德国。很显然，德国政府认为他在南京的举动有碍于德日之间的外交政策。到这些资料里面也没有拉贝回国后的相关信息。”
邵子平叹了口气道：“拉贝离开南京的时候承诺，一定会告知德国政府发生在南京的一切，会向戈林和希特勒呈交—份关于南京暴行的报告。他到上海之后，还将费奇偷偷带到上海冲洗的纪录片带走了一份，带回了德国。南京人祈盼拉贝的陈情能够让德国向东瀛政府施压，阻止暴行。但拉贝离开中国之后就杳无音信，没有参加东京审判，也没有任何消息，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他看着张纯如道：“你不是写南京街大屠杀么，拉贝回德国后的信息很重要？”
张纯如道：“我想知道拉贝后来的命运，还有纪录片和报告最终被送到希特勒手上了吗，在书里我必须对拉贝、约翰-马吉他们后来的命运进行交待；而且我觉得拉贝对中国人来说是大英雄，我们也有责任搞清楚他后来的命运。”
一组快速切换的镜头，张纯如开始拜访约翰-马吉等人的后裔，以及一些历史学家，想要从他们那里寻找拉贝离开南京后的信息，但没有人知道拉贝后来的命运。
镜头切到张纯如的房间，张纯如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同时画外音响起：“尊敬的马莎-比奇曼博士，您好。加州芬代尔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伯迪克告诉我您是德国历史方面的专家，能为我提供帮助。事情是这样，在1937年12月12日，日军攻占南京后，东瀛军人屠杀了26万到35万中国平民，并极其残忍的强奸了2万到8万名中国女性。在这场屠杀中，一群西方人在南京设立了一个2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保护了大约25万难民。安全区负责人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
就在此时，咚咚的敲门声响起。镜头切换，房门打开，东瀛大使馆的福田走进了小粉桥1号拉贝家，时间回到了1938年。
进入客厅后，福田非常有礼貌的告诉拉贝，他是来同拉贝商谈去上海事宜的。只是话没说两句，福田忍不住撕下了假面具，威胁拉贝：“如果您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的坏话，您就是与东瀛军队为敌。”
拉贝心平气和地反问道：“那么，请问允许我在上海说些什么？”
福田回答道：“这就由您自己斟酌了。”
拉贝用略带嘲讽地口气道：“依我看，您期待着我对报界这样说：南京的局势日益好转，贵刊不要再刊登有关东瀛士兵罪恶行径的报道，这样做等于是火上加油，使东瀛人和欧洲人之间更增添不和的气氛。”
福田没有留意拉贝话语中的讥讽意味，笑逐颜开地道：“如果您能这么说，那真是太好了！”
镜头切到金女大，魏特琳他们为拉贝在金女大难民营组织了一个告别茶会。外国人和安全区的中国负责人们都过来跟拉贝碰杯，每人喝了一口。
就在这时，程瑞芳进来悄声告诉魏特琳，门外聚集了一群妇女，要向拉贝道别。魏特琳就对拉贝道：“拉贝先生，我们难民营的一些妇女想跟您说声再见。您能去见见她们吗？”
“当然可以。”拉贝举起茶杯一饮而尽，跟魏特琳来到门口。其他人也都出来了。科学楼前的景象不光让拉贝他们震撼，也让银幕前的观众大为震撼。三千多妇女和姑娘们齐齐跪在地上，痛哭着哀求：“求求您不要走！求求您不要抛下我们！”
当拉贝要走时，姑娘们一齐拉住拉贝西装的后摆不放。最后拉贝不得不留下汽车，在程瑞芳的带领下艰难地挤出一条路走出大门。拉贝在步行回家去的路上，心情异常沉重，他不愿意离开南京，但德国政府强令他回国，他不得不离开。
2月21号下午4点，在宁海路5号总部，国际委员会为拉贝召开盛大的欢送会。人们向拉贝递上中英文两种文字的感谢信，热情地赞美了拉贝。大家举起杯，祝愿拉贝回德国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拉贝尽管外表强壮，其实身体并不好。因为他有糖尿病，他口袋里总是装着一瓶胰岛素和一管注射器。
拉贝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答辞：“亲爱的朋友们：我十分感谢你们，你们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在我出发离开这里返回欧洲之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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