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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的宣传中，革命的首功属于人民，而共和党只不过顺从了人民的呼声，去执行了人民的意愿而已。
一开始有不少同志对这样的宣传内容并不满意，他们认为这样的宣传倒是让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夺走了领导辛亥革命的光荣。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同志们就不再坚持要和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争夺领导革命的荣誉了。
因为党内的同志很快就享受到了这种宣传所带来的好处，虽然共和党没有标榜对于辛亥革命的领导地位，但是共和党却把自己和中国人民的意志捆绑在了一起。这样的宣传，再加上革命委员会对于民生建设的大笔投入，很快就让革命委员会治下的群众认可了共和党领导的革命委员会这一新政府。
而不管是北洋集团还是同盟会，又或是国民党、中华革命党，都没有得到过这样普遍的民众的认可。事实上就是，除了革命委员会的治下地方，其他地区的政府控制力度反而比前清收缩了。
比如北洋政府除了核心区域外，对于其他省份只能控制到省会和交通枢纽等少数大城市，对于县一级都只能听任当地的政治势力自行安排了。这还是在北洋有驻军的省份，在哪些没有驻军的省份，北洋几乎插手不了省内的人事权力。
至于同盟会，在国民党独立出去后，就影响力大减。除了革命委员会治下的东北和山东等地，成为了协助共和党议政的附庸党派外，在其他各省不是投入到军阀的怀抱，就是已经退化为了地方军阀。
而中华革命党则更惨，在陈其美于狱中暴毙，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的孙黄又决裂，直接导致了中华革命党在国内根基的动摇。不少人不愿意流亡国外，要么公开宣布退党向北京政府讨饶；要么干脆就迁居到了山东，拖庇于革命委员会去了。
只是，听到了这个答案之后，宋云桐的脸色就有些僵硬了，他很快就猜出接下来吴川要说什么了。“人民为什么支持我们？因为我们许诺要解放他们，要把劳动人民从数千年来绑住他们手脚的封建枷锁中解救出来，要打倒人压迫人的旧社会，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答案当然是不能，因为这一次的欧洲大战，已经深刻的证明了这一点。当一个国家的政权没有落在无产阶级手中时，统治阶级用所谓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号召本国的无产阶级去屠杀他国的无产阶级，就是对本国无产阶级最沉重的压迫。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并无阶级属性，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王朝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可以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来对抗外来者的威胁，但是它就是不能用于本民族、本国家的无产阶级用来打倒本民族、本国家的压迫者。
所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对于殖民地人民、受压迫的民族和弱小国家用来对抗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有其进步的一面的，但是因为其没有阶级属性，也就使得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无法用于对抗内部的压迫者，这就是它们的局限性。
因此，如果我们要履行党对于人民的许诺，就不得不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只有在这面旗帜之下，我们才能完成解放民众、解放各民族和解放祖国的伟大任务。共产主义是高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信仰，它也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升华。
认为信仰共产主义就要抛弃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并与之对抗，这是一种对共产主义的错误理解。我们要抛弃的是压迫者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我们要对抗的是试图打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口号对其他民族和弱小国家进行压迫的帝国主义。
所以我支持吴泰同志的意见，对于共和党和中国无产阶级来说，推动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俄国的政权，是我们最大的利益，比收回几片领土的利益要大的多。因为只有一个俄国无产阶级所建立的政权，才能消除来自北方对我国的威胁。
一旦我们和俄国无产阶级达成了互相信任和互相帮助的协定，那么我们就可以缩减在北方边境上的投入，转而专心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去了，这将会令我们的国防安全获得极大的提高。我相信，一个俄国无产阶级政权总比一个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要可信任的多。
所以，我不得不向各位同志再一次强调，党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可动摇。一旦我们失去了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那么我们也就失去了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