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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方汽车厂刚刚返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内，吴川就听说了英、法、俄三国驻哈尔滨领事来拜访自己，正在一楼的客厅中等候着。
吴川一边脱掉了有些厚重的外套，一边对着办公室主任胡秉柯说道：“他们这是还不死心，还想把德国人造出的飞机说成是我们转让的？”
作为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胡秉柯于辛亥革命爆发后返回，不过他选择的是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而不是海上邮船，因此在路经哈尔滨的时候就被留欧同学给拦了下，参加了革命委员会。
一开始，如胡秉柯等旅法、旅英、旅比利时的留学生，其实更支持同盟会一些。一部分原因他们就是海外同盟会的一员，另一部分他们更钦佩孙中山一些。而旅德的留学生则更坚定的站在吴川这边，他们认为吴川所描述的革命计划要比孙更真实可靠。
不过，不管是支持孙中山的留欧学生，还是支持吴川的留欧学生，都认为中国必须进行一场社会革命才能追上欧洲的革命派。因此他们对于孙中山和吴川的支持，并不是完全的思想分裂，而只能说是个人好恶的选择。
随着革命委员会一步步的强大起来之后，留欧同学会之间的分歧就慢慢弥合了。虽然现在同学会中还有一部分是钦佩孙中山的，但也没人认为应该把孙中山请到东北来领导革命。在见证了辛亥革命中同盟会的表现后，对于同盟会寄托以莫大希望的留学生们，已经否定了同盟会的政党属性，认为这不过是个革命俱乐部，而不是什么有建设性的政党。
这些留欧学生之所以支持中国革命，是希望在革命之后中国能够走上西方式的道路，而不是依旧在过去的传统文化中兜圈子。只是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根本没有表现出，能够引导中国走上西方道路的能力，而宋教仁的调和主义更是在倒退，为了能够获得执政的权力，宋教仁甚至连那些守旧乡绅也吸纳进了国民党。
面对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混乱政局，留欧学生们只能全面倒向了共和党和革命委员会。哪怕他们并不完全支持这种依靠组织纪律建立起来的工人政党，而是渴望建立一个由政治理念凝聚起来的自由开放式政党。
不过在袁世凯和孙中山两人的合作下，前者反对一切政党，后者反对一切不服从于自己理念的党派，于是大家便很清楚的看明白了，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想要建立起一个不靠武力和组织纪律，光凭政治理念去号召民众的政党，事实上是行不通的。
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原本还试图在共和党和同盟会之间中立调和的留欧学生们，除了少数几人还在坚持外，大多数都选择了和共和党进行全面融合。从1912年开始连续5年的公派德国、美国留学计划，每年约450名公派留学生，也正在加强留欧同学会的力量，这就更加无法让留欧学生同革命委员会进行分离了。
而对于吴川和共和党来说，虽然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号召工人和建立一个顽强坚定的组织上拥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是在国家制度的建设上，留学生们的知识显然更能发挥出作用来。毕竟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大家都没见过，而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已经在国家制度的建设上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借鉴这些西方社会制度建立革命委员会所需要的社会制度，显然更合理一些。
胡秉柯就是那些留欧学生中被挑选出来的优秀人才，从他被调到吴川身边之后，就极大的减轻了吴川在事务性工作上的时间。
对于吴川表现出来的轻松无谓，胡秉柯可就显得慎重多了，他很快就回道：“三国的领事这次过来好像气势更强烈了一些，我看他们应该不会如之前那样，会轻易被您搪塞过去了。”
吴川从张云荣手中接过了一件轻薄的外套穿上，这才有些不确定的说道：“难道说他们在德国人的飞机那里又吃了亏了…”
楼下的客厅内，英国领事斯拉依、法国领事梅洛罗、俄国总领事特拉乌绍利特此时也正心思各异的交谈着。虽然从二月份开始，英法在达达尼尔海峡开辟了一条新战线，但在西线法国人也没有闲着，跟着发起了香槟会战。
然而令人焦心的是，不管是英国人主导的达达尼尔海峡作战，还是法国人所主导的香槟会战，都失败了。英国人的失败是因为准备不足，法国人的失败则是遭到了出乎意料的新技术装备的反击。
当英国远征军抵达达达尼尔海峡时，他们用来指导登陆作战的只有一张粗制滥印的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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